古代夜晚要关闭城门,有野外的小路可以出城的吗?
作者:我方团队张嵚说起“古人夜里出城有没有小路”这事儿 , “唐宋八大家”之一的曾巩先生 , 就是深有体会 。北宋熙宁年间 , 这位大才子曾担任“知齐州(济南)军州事” , 两年的“父母官”任上 , 他除了留下一堆好诗文 , 更办了一堆好事 , 除了整治了当地的恶霸 , 还平息了肆虐多年的水患 , 建起了当地的“北水门” , 奠定了“泉城”接下来数百年的城市布局 。 也正因如此 , 待到他受命调任襄阳时 , 齐州百姓竟然“绝桥闭门”阻止他离开 。 无奈之下 , 这位“父母官”只能熬到深夜 , 才瞅机会撒腿开溜——身为父母官 , 都得从正门走 , 没“小路” 。
之所以如此 , 就因对于古代的大城市来说 , “城门”就几乎是唯一的对外出口 。在宋代以前 , 中国古代的城市建设管理 , 主要偏重于政治军事的考量 , 宋代年间起才越发偏重商业职能 。 所以历朝历代但凡修建城池 , 都高度重视防护性 。 比如明代时在原长安遗址建起的西安城墙 , 就高达12米 , 宽12到14米 , 底厚15到比唐代的旧城墙几乎“大一截” 。 外围还有深两丈宽八尺长四千五百丈的护城河 , 明朝中叶以后 , 西安城墙又有糯米灰浆加固 , 清代时又再次整修 , 包砖深埋地下三米 , 形成“层层防护” 。
虽说古代的城池 , 并非都是明清西安古城这般牢固 , 但其建造维护 , 基本都是同一个思路——就是用严密的城墙加护城河 , 将城池牢牢保护起来 。 这种情况下 , 城门就是一座城池的交通出口 , 想找别的“小路”?武侠小说都很少这么写 。也正因如此 , 城门的管理 , 放在古代就是重中之重:比如唐初的长安城门 , 就严格遵循“依鼓声启闭”的原则 。 长安城连接城门的六条主干道都设有“街鼓” , 从长安城的外城城门到各坊的坊门 , 都是按照鼓声的次序开启 , 一丝一毫都不能错 。 甚至守城的城门郎 , 连钥匙都不能拿 , 却是放在城门东郞下 , 由城门郎属官按时送来 。
这样的严苛 , 也不止在大唐长安 , 更不止在唐朝 。 以《墨子》的说法:“昏 , 诸门亭皆闭之 , 晨见掌文 , 请钥开门” 。 一座城市的日出日落 , 基本就由城门的开闭来“呈现” 。为什么如此严苛?除了防御安全的考虑外 , 同样重要的原因 , 还有交通的考量:古代的城池并非孤立存在 , 重要的城池往往也是交通的枢纽 。 就以唐代几座“一线城市”为例:以唐代洛阳为中心的交通干道 , 当时主要就有五座 , 向北可以通到黑龙江流域 , 向东可以到达山东半岛 , 向南可以到达扬州 。 唐代的成都除了从陆路连接陕西关中 , 还可以从水路直通湖广荆州 , 正如杜甫所说:“既从巴峡穿巫峡 , 便下襄阳向洛阳” 。这样密集的交通网 , 带来的必然是大量人员与物资的流动 。 在古代科技有限的条件下 , 也必须控制“开城关城”的时间 , 才能够做到有效管理 。 特别是到了明清年间 , 以《酌中志》的记载 , 单是明朝的“皇店” , 经运河就要输送来七万多只貂皮和三十万只羊 。 而宋代的汴渠 , 每年也可以给汴京带来一百万斤炭和一千七百万斤木柴 。 这么多的物资每天从城门里送进送出 , 也只有严格的“开门关门” , 才可安全把控 。比如在“曾巩连夜跑路”的北宋年间 , 北宋都城汴京的南熏门外 , 每天晚上汇聚在此的猪肉贩子 , 人数就有上万 。 每天送入汴京城的猪肉 , 都要在清晨的南熏门接受检验 。 要是“乱开门” , 汴京百姓可就吃不上“放心肉”了 。不过 , 和唐朝比起来 , 宋朝确实是个“城市经济”更发达的朝代 。 在之前的唐朝 , 别说是城门 , 城市里的“市门”“坊门”到点就要关 , “闭门鼓”敲过后还敢出来过“夜生活”的人 , 抓住就是“笞二十” 。 到了北宋年间的汴京 , 中国的古代城市 , 也终于有了“夜生活” 。 别看城门依然关着 , 但从御街的夜市到瓦市勾栏的表演 , 样样热闹无比 。 连宋仁宗都来凑热闹 , 跑到瓦市看女相扑摔跤 , 惹得司马光等人一顿大骂 。
而在这样“关起来门来”的热闹里 , 古代中国的城市经济 , 也一代代高速发展:北宋的汴京人口 , 高峰时突破百万 , 官营作坊的工匠就有近万人 。 南宋都城临安的人口一度突破一百二十万 , 且“杭城大街 , 买卖昼夜不绝” 。 这样的城市发展水平 , 放在当时世界上是什么级别?14世纪中叶时 , 米兰、佛罗伦萨等欧洲“超级城市” , 人口不过五万人 。 1469年的德国汉堡 , 首饰工匠只有12人 , 远远比不上宋朝的水平 。城市的发展和交通的便利 , 也在一次次“开城关城”间 , 加速着人口的流动和经济的发展 。 比如明代时同样达到百分人口“体量”的北京城 , 在“九门”之外城市日益扩展 , 而且“四方奇珍云集” , 全国的财货荟萃京城 , 大量外来人口聚集 。 北京本地人口也大量外流 。 以万历年间《宛署杂记》记载 , 当时北京周边的农民 , 大量外流务工 , 甚至“两县编民无一二” 。 高速的流动背后 , 是古代中国商品经济的蓬勃发展 。这样的发展 , 也带来了古代中国另一个火热现象:大量市镇出现 。 如果说这些“城高池深”的城池 , 属于古人主动建造 。 那么那些城池周边的市镇 , 却是自然形成的产物:就以宋代为例 , 苏州杭州等东南城市的繁荣 , 也带动了新型市镇的出现 , 原本临时的集市 , 渐渐变成了繁华的小城镇 。 比如北宋的杭州城外 , 只有七八个小市镇 , 南宋变“临安”后 , 大量市镇雨后春笋般出现 , 甚至“可比外路一小小州郡” 。明清年间的江南市镇 , 更是典型例子:明代起 , 中国的农村生产力大幅提高 , 农村剩余人口大量增加 , 同时随着海陆丝绸之路的勃兴 , 中国的铁器丝织品瓷器棉布卖火全世界 , 发达的手工业 , 催生了更多市镇的诞生——单是松江地区的华亭、青浦、上海三个县 , “名下”在明代时 , 就增加了二十多个小镇 。 湖州杭州等地 , 小市镇更是增加了百多个 。 我们今天熟悉的 , 一个个商业发达的“江南市镇” , 就是起于那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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