邱丽敏|家族战争｜后离婚时代的利益同盟“合伙人”( 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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竞争型冲突行为模式运用的理想情况是 ， 一方希望确定其地位并拥有更大的权力 ， 或者想要冒险来控制局势 。 这意味着要将自己的意志、愿望和观点强加于他人 ， 在家庭成员之间制造竞争(De Dreu和Van Vianen ， 2001) 。 优先考虑自己的目标 ， 结果将是极端的非赢即输 。
多数家族运用股东权力解决争端 ， 类似于权威独断 ， 强迫其他人接受 ， 这往往是建立在关注自我利益之上的(Dean ， 1992；Dell ， 1986) 。 而运用股东权力可能会被视为一种竞争策略 ， 倾向于关注某个具体的问题 ， 但结果并不是最优的 ， 甚至会产生负面影响(Savage等 ， 1989) 。 竞争关系到地位和胜利 ， 通过战略性地隐瞒信息和使用策略来操纵他人 ， 使其屈服(Lewicki和Litterer ， 1985) 。
在解决冲突时 ， 竞争型可能无法完全解决企业和家庭的诸多问题 ， 反而会带来负面影响 ， 竞争性的强迫和操纵不能激发开放式讨论 ， 反而会制造操纵策略(Cosier和Ruble ， 1981) ， 带来抵抗、防御、怨恨、紧张和愤怒 ， 从而导致误解和潜在的有害关系(Jehn ， 1997b) 。
我们使用事件研究法来探讨周和平、邱丽敏离婚事件对于公司股价的影响 。 考虑到二人在长园的一系列操作中与2015年中国股市的异常波动相重叠 ， 市场数据未必反应真实的预期 ， 因此我们重点分析回避阶段与竞争阶段的市场反应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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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竞争阶段的股价可以发现 ， 《离婚财产分割补充协议书》公告后 ， 股价应声下跌（见图8） 。 在10天内累计超额收益率达到8% 。 从t检验的结果来看 ， 在回避阶段出现负面信息的[0 ， 3]天内 ， 超额收益率均值为-0.37% ， 但并不显著 。 在竞争阶段 ， 这一数值达到-0.79% ， 且t值为-2.34 ， 显著为负（见图9） 。 从市场反应来看 ， 周和平、邱丽敏二人离婚后选择回避财产分割问题 ， 对于股价平稳增长具有积极意义；而当二人选择婚内财产分割并公之于众 ， 进入竞争阶段后 ， 对于股价平稳增长则存在负面影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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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组家庭的家庭关系变化和接班变数
家族冲突一旦如同“丛林大火”一样无法控制地开始蔓延 ， 卷入的就不仅是离婚夫妻 ， 还包括下一代子女 。 父母在婚姻破裂后继续对双核心家庭的关系产生强大影响(Mininchin ， 1974) 。 虽然他们都不是最初和根本冲突的一部分 ， 但是容易迅速将冲突各方卷入 。 冲突的蔓延主要表现在核心家庭内部和家族分支之间(Glasl ， 2009) 。
长园敌意并购一战之后 ， 周和平与邱丽敏之子周诚智开始露面 ， 接班格局初现 ， 但至今仍未有上市公司实质性接班安排的信息披露 ， 仅短暂出现在股东层面 ， 并尚未在董事会层面任职 。 此前公开资料显示 ， 周诚智担任深圳市沃尔热缩有限公司董事 。 2018年6月 ， 长园集团将长园电子（集团）有限公司75%股权出售给沃尔核材之后 ， 周诚智出任董事、法定代表人和总经理 ， 并任职上海长园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天津长园电子材料有限公司董事、长园电子（东莞）有限公司董事 ， 但很快于2019年2月退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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沃尔达利出现在沃尔核材的股东名单是在2018年5月9日 ， 由周和平和儿子周诚智分别持股35%和64.9% 。 沃尔达利通过大宗交易增持沃尔核材1.98%股份 ， 周诚智正式成为沃尔核材股东 。 但仅仅在一年后此部分股份则转移至邱丽敏名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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