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心！不要掉进“美国大选陷阱”
【文/观察者网专栏作者 田士臣】自今年4月份以来 ， 笔者多次组织和参与各领域中美关系对话 ， 交流对象既有来自学界的专家 ， 也有经验丰富的实务工作者 。 因为笔者不是中美关系问题专家 ， 借用法学逻辑思维对这些对话会上与外方交流的情况进行分析 ， 感觉当下对中美关系的认知或多或少存在一些误区 。比较突出的是以大选结果作为标准评判中美关系定性和走向 ， 用大选结果捆绑中美关系的各个方面 ， 这恰恰就会形成“美国总统大选”陷阱（presidential election trap） 。 尤其中美大国竞争关系及其对中国战略安全环境的影响 ， 很多是美国民主共和两党形成的跨党派共识的结果 ， 与美国大选并无直接关系 。这里 ， 我愿意和大家分享几点认识思考：一、用冷战的惯性思维认识看待中美博弈 ， 没有认识到当前中美博弈的独特性、复杂性、全新性 。由于我们当前所经历的最为熟悉的大国博弈就是美苏冷战 ， 惯性思维使得很多学者会以冷战的标准去判断当前的中美对抗 ， 认同和不认同中美进入新冷战的两派都会讲出一大堆理由 ， 也都有道理 。但是 ， 如果以发展的视角去看待当前中美关系 ， 其实完全可以把这种全面对抗的中美关系 ， 定性为一种全新的国际关系状态和模式 ， 它有其独特的特征和表现 ， 其表象就是在热战门槛以下的各领域全面对抗 ， 本质是美方以保持科技、金融和军事等领域霸权和绝对优势为目的 ， 坚决打压中国科技优势和主导权的博弈对抗 。 如果在冷战和热战之间非要起个名字的话 ， 可以叫美国强加的、以全领域全面对抗为特征的大国竞争 。 之所以要突出美国强加 ， 是因为客观上中方不想要这个对抗 ， 目前的全面对抗就是美方强加给中国的 。二、大国竞争直接影响中国战略安全环境 ， 对战略机遇期的判断有待重新研究 。长期以来 ， 中国基于外部战略安全环境做出了世界大战打不起来 ， 世界总体处于和平状态 ， 中国面临维护、塑造和有效利用战略机遇期的判断 。 世界形势是不断发展变化的 ， 在当前中美博弈的大背景下 ， 这个判断需要基于不断发展变化的外部环境做出重新定性 。在美国强势打压遏制下 ， 笔者认为目前战略机遇期已经演变为战略防御期 ， 在此之后会进入战略防御与相持期 。 战略防御期的特点要求中方调整战略和策略 。 一是对外采取守势 ， 保存有生力量和实力 ， 避其锋芒不与美方做正面对抗 。 二是集中力量发展自己 ， 练好内功 ， 为将来的战略相持做好准备 。 用一个形象的比喻 ， 目前中国所处的状态有点像《教父》里面老教父维托·唐·柯里昂时代结束、其三子迈克蓄积力量接班的那种状态 。 三是对战略防御期的理解应当是辩证的、动态的积极防御 ， 而非直线的、僵化的被动接招 。举个例子 ， 尽管美国将大国竞争定位为自己的新战略 ， 这恰恰是美国进行战略收缩的结果 。 因为从反恐等领域退出、在全球战略收缩 ， 恰恰可以腾出手来集中对付中国 。 中方也是一样 ， 尽管总体处在战略防御态势 ， 战略机遇来临的情况下不影响在某一点或某个方向集中突破——比如台海方向 ， 也不影响内线和外线的灵活互动转移 ， 而且更应当主动作为和设置议程 ， 促进战略安全环境向利我方向调整变化 。
中国不能被美国的意识形态话语牵着鼻子走（资料图）三、中美大国竞争下的全面对抗已经成为跨党派共识 ， 并非短期竞选策略或极右翼的看法 。这方面有两个误区 。 一是认为特朗普全面对抗反华是出于竞选策略 。 打中国牌确实是一种竞选策略 ， 但对华采取全面对抗的战略不是竞选策略 ， 这是久已形成的跨党派共识 。 二是认为如果拜登上台 ， 中美关系会改善和回到原来的状态 。 由于与中国全面对抗是跨党派共识 ， 即使拜登上台以后 ， 全面与中国对抗的政策也不会改变 ， 但在与中国打交道的方式上 ， 拜登会更阴柔和守规则 ， 确定性会增加 。 而且 ， 由于特朗普政府在对华竞争中已经拓展很大空间 ， 实际上很大程度上解除或减轻了对拜登的束缚 。之所以说是跨党派共识 ， 一是特朗普政府分别于2017年12月和2018年1月上台不久 ， 即出台国家安全战略和国防战略 ， 明确提出国家战略转向大国竞争 ， 这一战略调整是有政策延续性的 。 对美国明确的战略转向和调整 ， 出于惯性思维和对其执行的误解 ， 导致相当长时间会转不过味儿来 。二是作为更基础的实证 ， 特朗普执政期间通过了许多反华的议案 。 在之前 ， 按照美国三权分立的宪政制度 ， 议会通常会对行政部门的政策踩刹车和制造障碍 。 但是 ， 目前应对中国对美国利益的挑战已经形成为两党共识 ， 这样就导致议会和政府在反华这一点上完全一致 ， 政府推动的议程很容易借助两党共识形成为法律 ， 议会通过的反华议案也很容易为行政部门签署成为可以执行的法令 。这种政府和议会在反华议程设置上的融合又得到了民意的支持 ， 尤其在新冠疫情影响下 ， 许多美国人受信息欺骗影响 ， 就是认为疫情是中国人制造的 ， 这种民意又通过美国国内政治影响其外交政策 。 引用一位美国学者的原话：“美国政府决心使用国家力量来施加国际影响 ， 采取广泛措施对抗中国挑战 。 ”（It is placed with a determined American government effort to build a national power that expands international influence in wide ranging efforts to counter Chinese challenges）四、美国以全面对抗为特征的针对中国的大国竞争战略调整 ， 并非短期策略 ， 而是有组织、有系统的长期战略调整 ， 政策部门人员需要尽快跳出中美关系的舒适区 。新中国成立以来 ， 中美关系有过大开大合 ， 这次美方强加的大国竞争同样又是一次大的战略调整 ， 不是短期的临时政策调整或竞选策略 ， 一旦调整完毕也会持续很长时期 。说这种战略调整有组织、由系统 ， 一方面是因为有国家安全战略、国防战略等战略文件指导 ， 另一方面 ， 从总统、国务卿等高级官员到各级执行层在统一文件指导下 ， 投入国家力量和资源在落地执行 。 在任何历史时期 ， 对于这种大的战略调整 ， 政策制定和执行者的第一反应大概都会是期待恢复和回到过去 ， 从一种状态调整到另一种状态自然会有不适和排斥 ， 这是很难摆脱的惯性思维制约 。 这种调整期和反应期都会需要一段时间 ， 但应当尽早结束 ， 并在新的战略博弈中形成新的战略平衡 。五、考虑中美博弈是全面对抗而非个别领域的对抗 ， 中国需要建立跨部门国家安全决策机制 。目前美国向中美大国竞争的战略调整是全领域、全方位的 ， 在美国的国安决策体制下 ， 涉及这些跨领域的重大国家安全事项 ， 都是通过国家安全委员会实现跨部门会商决策 ， 由总统拍板儿后分别按职责分工由各部门落实 。在中国 ， 基于职能分工和条块分割 ， 以一个主管部门决策为主、各自为政的居多 ， 比如涉及商务的以商务部为主 ， 涉及外交的以外交部为主 。 尤其在国家安全事权没有明确的情况下 ， 囿于目前并没有一个国安集体决策会商机制 ， 事实上由于习惯上对外交事务的敏感性和重视（外事无小事） ， 国家安全事务与外交问题常常混淆在一起不好分割 ， 用外交思维通过外交渠道和措施处理国家安全事务的很多 。无论是政治、外交、军事还是经济领域的对华竞争 ， 这些因素通常都是互动和有紧密联系的 ， 需要在决策的时候就实现会商和同步 。 建立一个综合的跨部门国安决策机制的优势在于 ， 可以实现集体决策、综合施策、集约优化资源（互补而非重复）、提高效率 ， 也有利于站在国家安全和发展的高度 ， 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纵深中去思考问题 。六、透过纷扰的乱象去认识中美竞争的本质 ， 直面中美大国竞争的困难挑战 。正是由于中美大国竞争的全面性、复杂性 ， 认识中美大国竞争本质的时候很容易误入以点盖面、以偏概全的误区 。 美国执行全面对抗政策在初期也是在各个领域一张牌一张牌打的 ， 当在不同时间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此起彼伏的时候 ， 很容易诱使从某一个点位去认识中美关系的竞争 。当在以蓬佩奥为首的美国政府高官强调意识形态对抗的时候 ， 学者又会倾向于从文明的冲突和意识形态领域去分析判断 。 这些都容易导致以偏概全 。 即使确实存在意识形态领域竞争 ， 文明和意识形态也是借口之一 ， 对美方来讲也是全面对抗中国的一张牌 ， 并非真正冷战时期资本主义与共产（社会）主义你死我活的道路之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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