冯友兰与“李约瑟难题”
1922年 ， 冯友兰在《国际伦理学杂志》第32卷第3 号上发表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以下简称《为》文）一文 。 文章通过对中国哲学传统的简要但却系统的考察 ， 试图从哲学层面揭示中国没有产生近代科学的原因 ， 并得出结论：“中国没有科学 ， 是因为按照她自己的标准 ， 她毫不需要 。 ”笔者认为 ， 冯友兰的这篇文章 ， 表明他在李约瑟之前已比较明确地提出并尝试回答了所谓的“李约瑟难题” 。
1 为什么说冯友兰提出了“李约瑟难题”要说明这个问题 ， 显然必须先弄清楚究竟什么是“李约瑟难题” 。 然而这一难题的经典表述到底是什么 ， 目前学术界尚无定论 ， 因为李约瑟本人在不同场合曾有过不同的说法 。 但根据李约瑟提出这一问题的背景、目的及其毕生事业的性质 ， 笔者认为 ， 刘大椿、吴向阳在《新学苦旅》中所采用的表述最接近李约瑟的本意 ， 这就是：“从公元前1世纪到公元15世纪的漫长岁月中 ， 中国人 ，在应用自然知识于人的需要方面 ， 曾经胜过欧洲人 ， 为什么近代科学革命没有在中国发生呢？”这也是到目前为止国内外关于这一问题的各种讨论中所普遍认可的一种表述 。 因此 ， 我们将以其为标准来判定冯友兰在《为》文中是否提出了这一难题 。冯友兰于1919年带着对中西文化矛盾问题的思考到了美国 。 在那里 ， 他强烈地感受到的西方富强和中国贫弱之间的巨大反差 ， 促使他经常思考这样的问题：“自从中国和西方接触以来 ， 中国节节失败 ， 其原因究竟在哪里？西方为什么富强？中国为什么贫弱？西方同中国比起来 ， 究竟在哪些根本之点上比较优越？” 思考的结果是；“西方的优点 ， 在于其有了近代自然科学 。 这是西方富强的根源 。 中国贫弱的根源是中国没有近代自然科学 。 ”在此基础上 ， 他又提出了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中国为什么没有近代自然科学呢？”作为一个有着专业哲学背景并认为哲学是一种文化的根本的他 ， 在对中国哲学史作了简要梳理之后 ， 写下了《为什么中国没有科学——对中国哲学的历史及其后果的一种解释》这篇文章 。在文章的开头 ， 冯友兰就写道：“我们若把中国的历史和若干世纪前欧洲的历史加以比较 ， 比方说文艺复兴以前比较 ， 就看出 ， 他们虽然不同类 ， 然而是在一个水平上 。 但是现在 ， 中国仍然是旧的 ， 而西方各国已经是新的 。 是什么使中国落后了？中国落后 ， 在于她没有科学 。 ……中国产生她的哲学 ， 约与雅典文化的高峰同时 ， 甚或稍早一些 。 为什么她没有在现代欧洲开端的同时产生科学 ， 甚或更早一些？”这段话对于本文的主张有着非常重要的意义 。首先 ， 它表明 ， 《为》文中所用的“科学”概念 ， 在内涵和外延上都相当于我们现在所说的“近代自然科学” 。 因为近代以来 ， 中外思想家们的一致看法是 ， 中国在近代之所以落后于西方 ， 根本原因就在于西方有了近代自然科学及其向现实生产力的转化 。 毫无疑问 ， 冯友兰在这里要说的也正是这个意思 ， 尽管他没有准确地使用“近代自然科学”这一规范概念 。 由此我们也可以看出 ， 在当时冯友兰的观念中 ， 科学就是在近代才产生的 ， 在近代以前 ， 是没有科学的 。 这其实也是当时对“科学”的一种流行的理解 。 因此 ， 当时问“中国为什么没有科学” ， 实际上就等于在问：使西方超过中国的、被称为近代自然科学的东西为什么没有在中国产生？其次 ， 上述引文还表明 ， 冯友兰在问中国为什么没有产生近代自然科学的时候 ， 附加了一个重要前提 ， 即 ， 在若干世纪以前（比方说在西方文艺复兴运动以前） ， 中国文明和西方文明 ， 虽然不属于同一类别 ， 但在发达程度上 ， 却处于同一水平 。 之所以如此 ， 是因为东方和西方这两种不同文明中的人 ， 在对于自然知识的把握并将其运用于生产、生活以满足人的需要方面 ， 能力大致相同所致 。 这与李约瑟所说的“在运用自然知识于满足人的需要方面 ， 曾经胜过欧洲人”相比 ， 除了较为保守之外 ， 没有什么区别 。 无论是李约瑟 ， 还是冯友兰 ， 在提出难题的同时 ， 都对其附加了这个前提 ， 这是非常必要的 。 因为如果没有这个前提的话 ， 我们可以用该难题“对任一国家和地区发问 ， 从而使难题消解或平凡化” 。至此 ， 我们已可以得出结论：冯友兰在《为》文中 ， 以不同于李约瑟的角度、目的和方式 ， 已经明确地提出了现在我们所说的“李约瑟难题” 。 李约瑟是从科学和科技史的角度 ， 而冯友兰则是从哲学和哲学史的角度；李约瑟是出于对中国科技史的兴趣 ， 而冯友兰则是出于对中国现实的关切 。 这个时间至少要早李约瑟15年 。 根据有关李约瑟的回忆材料 ， 李约瑟最早是在1937年才首次非正式地提到这个后来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难题 。 但李约瑟丝毫无愧于这一荣誉 ， 因为他在提出这一难题之后 ， 就将解答这一难题作为自己毕生的事业 ， 为之倾注了一个才华横溢的青年科学家的全部生命 ， 并取得了极为卓越的成就 ， 从而推动了中国科技史研究事业的全面、深入发展 。 与之相比 ， 冯友兰在写下《为》文之后 ， 并未再对其进行专门的探究 ， 而是顺着在该文中给出的答案 ， 将注意力始终放在哲学史研究和哲学理论的创新方面 ， 只是在对哲学史的研究中 ， 才断断续续地丰富、发展着他对于这一问题的回答 。 因此 ， 虽然冯友兰先于李约瑟已经提出了“李约瑟难题” ， 但从其对于解答该难题的直接贡献看 ， 他是不能与李约瑟相提并论的 ， 因而也不存在冯友兰对于该难题的冠名权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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