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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教育|声音|北大陈兴良：现在的问题是，论文像专著，专著则像教科书，都缺乏应有的品格与品质( 五 )


选题可以分为两种 ， 一种是开拓性的题目 ， 前人没有写过的 。 因此 ， 这样的选题可能较为冒险 ， 失败的几率会大一些 。 当然如果成功了 ， 成就也较大 ， 甚至会填补某一个学术领域或者问题的空白 。 开拓性选题的特点是资料较少 ， 发挥的余地较大 。 即使只是做了一些基础性的工作 ， 也会取得一定的成果 。 所以 ， 对这种开拓性的选题来说 ， 资料收集是十分重要的 ， 只有收集到他人所未能收集到的资料 ， 才可以尝试进行写作 。 另一种是推进性的选题 ， 前人已经研究得较为充分 ， 需要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推进 。 这种题目的好处是资料较多 ， 因为前人在研究过程中已经积累了大量资料 ， 为写作提供了便利 ， 具有较好的写作基础 。 但这种题目的困难在于创新 ， 因为前人已经进行了大量的研究 ， 甚至论题已经枯竭 ， 也就是该说的话都说光了 ， 无话可说了 ， 所以写作会有较大的困难 。 对于这种题目必须要调整思路 ， 另辟蹊径 ， 别出心裁 ， 如此才有可能推陈出新 。 总之 ， 在确定选题的时候 ， 首先要进行评估 ， 不同的选题可能有不同的特点 ， 要根据这些特点最终确定选题 。
选题还有大小之分 ， 根据选题大小以及研究程度 ， 可以分为四种情况：一种是大题小作 ， 第二种是大题大作 ， 第三种是小题大作 ， 第四种是小题小作 。 这里撇开大题大作和小题小作不说 ， 主要对大题小作和小题大作这两种情形做一些说明 。 就这两种情形而言 ， 首先应当肯定的是小题大作 ， 选择较小的题目然后进行较为充分的研究 ， 这才是一个正确的方法 。 在某种意义上来说题目越小越好 ， 因为题目越小越是能够反映理论研究的深入程度 。 当然 ， 选题大小是和一个国家的某一学科的研究水平相关的 。 研究选题大小又是相对的 ， 是和一个国家对某个问题的学术成熟程度密切相联的 。 比如说将近三十年前（1987年） ， 我的博士论文的选题是《共同犯罪论》 ， 共同犯罪是刑法中的一章 。 以一个二级学科的章标题作为博士论文的题目 ， 这个题目是非常之大的 。 共同犯罪作为一个博士论文选题 ， 现在是难以想象的 。 主要是因为现在对共同犯罪研究已经非常深入了 ， 在这种情况下 ， 还用共同犯罪作为博士论文选题是完全不可以的 。 现在的关于共同犯罪的博士论文题目 ， 已经是四级标题甚至五级标题 ， 例如“诱惑侦查论”或者“不作为的共犯研究” ， 这些内容在一般教科书中甚至没有论及 。 也就是说 ， 博士论文题目已经超出了教科书的知识范围 。 在将近三十年前 ， 我进行博士论文写作的时候 ， 我国共同犯罪还刚刚开始研究 ， 关于这个论题的框架性、基础性的知识结构都还没有形成 ， 因此《共同犯罪论》作为一个博士论文选题 ， 还是符合当时的理论研究实际情况的 。 现在对共同犯罪的研究越来越深入 ， 所以选题也就越来越小 。 关于共同犯罪的博士论文选题的变化 ， 充分反映出我国对共同犯罪问题的研究越来越深入 。
另外 ， 我们还应注意中外的博士论文选题也是不同的 。 当然 ， 在这里我指的是文科的选题 。 我的博士生蔡桂生在北大答辩通过的博士论文的题目是《构成要件论》 ， 还获得了北京市优秀博士论文 。 构成要件在德国是不可能作为博士论文题目的 ， 简直太大了 。 构成要件是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的第一个阶层 ， 是一百年前德国著名刑法学家贝林提出的 。 在德国现在已经没有人以构成要件为题写博士论文 。 但在中国由于我们对三阶层的犯罪论体系的研究才刚开始 ， 所以《构成要件论》这个题目是一个适合的题目 ， 对此的深入研究对于推进我国犯罪论体系的转型具有重要价值 。 蔡桂生在德国波恩大学答辩通过的博士论文 ， 题目是《论诈骗罪中针对未来事件的欺骗》 。 这里所谓针对未来事件的欺骗 ， 是指利用未来可能出现的事件进行诈骗 ， 这是推定诈骗的一种情形 。 这个问题我国还没有人研究 ， 甚至还处于一种不知所云的状态 。 因此 ， 德国所研究的前沿问题 ， 在我国现在还未能成为一个问题：既没有文章也没有案例 。 这个题目也反映出我国和德国之间在刑法理论上的巨大差距 。 所以我国学生到外国去攻读学位 ， 尤其攻读博士学位 ， 对博士论文的选题有时候是两难的：要想写一个对中国有用的题目则可能在所在国通不过答辩 ， 在所在国写一个能够通过答辩的题目则可能在中国没有现实意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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