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对中G经贸政策为何呈现周期性波动？
原始标题：美国对华经贸政策为何呈现周期性波动？中国前瞻性针对性策略是什么？中美两国在不同贸易领域的比较优势将继续加大而不是缩小 ， 在劳动密集型产品贸易领域的贸易摩擦将会在较长时间内呈现出高频率和强烈度的特征 。
文/梁碧波(广东财经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中美经贸关系随着时间的推移 ， 发生了非常明显的变化 。 中美经贸关系经历的以下几个阶段 ， 也展示了政治周期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的不同影响效应：1986—2001年（老布什和克林顿执政时期）：美国给予中国最惠国待遇 。2001—2005年（克林顿执政时期）：在美国与世贸组织多个成员国协调下 ， 中国成功加入世界贸易组织 。2006—2008年（小布什执政时期）：在2008金融危机爆发前 ， 中美贸易额始终保持两位数的增长 。2008—2016年（奥巴马执政时期）：中美贸易摩擦存在 ， 但摩擦激烈程度不高 ， 仅仅是口水战而非实体战 。2016年至今（特朗普执政以来）：中美贸易摩擦持续升级 ， 激烈程度暴涨 ， 由贸易口水战到贸易实体战 ， 并扩展到金融战和科技战 。
通过对中美经贸关系历史发展的回顾、现状的描述和相关的分析论证 ， 可以揭示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决定的均衡机理和影响因素 ， 并对中美经贸关系未来发展变化趋势做出预测 。一、美国对华经贸政策决定的均衡机理、法理流程和突出特征在三权分立体制的制约下 ， 美国对华经贸政策的决定由立法机构、行政部门、各个利益集团实际影响力来进行均衡决策 。 但从法理流程视角观察 ， 行政部门在对华贸易政策的决定上有较大的话语权 ， 因为在对外贸易政策实施的具体细节问题上 ， 无需经过立法机构的审批和通过 。行政机构（听从总统指令的贸易代表办公室、相关的专业委员会）均可提出对华贸易政策的具体法案 ， 美国国内的任何合法组织或具有美国公民权的任何个人也可以提出相关的意见和建议；涉及重大问题需由国会讨论表决（其间有听证会和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总统再决定同意或否决（如否决 ， 需获国会参议院2/3多数票的支持)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决策机制和决策程序的突出特点体现在以下两点：相当明显的相互制衡关系；不同利益集团对中美经贸关系的明显的影响 。美国国家战略调整也会导致对华贸易政策的明显变化 。 不同利益集团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也会对中美经贸关系产生某种程度的影响 。 美国的政治周期与经济周期也存在明显的关联度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存在以下政治经济特征：与“比较优势理论”相悖；未呈现有限资源利用率达到“帕累托最优”目标；存在租金消散现象；政治色彩浓厚（将经济贸易问题政治化）；博弈性质明显 。
中美贸易不平衡是中美贸易冲突的主要根源 ， 而导致中美贸易不平衡的主要原因如下：大部分的美国劳动密集型生产制造业已转移到低劳动成本的发展中国家；劳动密集型工业产品是所有国家居民日常生活的必需品；中国生产制造的劳动密集型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具有明显的性价比优势 。但传统的贸易统计法导致业界对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的误解；增值贸易统计法才能客观真实反映中美贸易关系的多元结构 。二、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导向的实际影响因素贸易政策的动因是国家经济利益最大化；经济利益或福利最大化是一国贸易政策的出发点和终结点；自由贸易最符合利益最大化的基本原则 。 因此 ， 美国对华贸易政策导向既受国家核心利益和战略目标的引导 ， 也受不同利益集团的冲击和影响 。贸易保护的主要对象 ， 一般总是那些已经或者正在丧失比较优势的产业 。 随着制造业从发达国家向发展中国家的转移 ， 制造业在现今欧美大多数国家已丧失了比较优势 。 在现今的美国 ， 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制造业已经成为丧失了比较优势的“夕阳产业” ， 因而制造业成为了美国贸易保护的主要对象 。制造业受到国家贸易政策保护的现实 ， 使得人们对美国对外贸易政策与美国制造业行业利益集团的影响力之间产生某种自然的联想 。一个颇为流行的看法是：美国制造行业利益集团通过各种各样的院外活动 ， 对美国的贸易政策施加影响 ， 从而使美国的对外贸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朝着保护劳动密集型制造业的方向发展 。 因为劳动密集型的生产制造业能为本国公民和居民的就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契机 。 换言之 ， 美国对制造业的贸易保护主要是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使然 。 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决定着贸易保护的程度 。 为方便下文的表述 ， 将这种看法定义为“利益集团导向论” 。
而另一个与此不同的观点是 ， 在现实中 ， 美国的贸易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由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或政府目标所决定的 。 尤其是当国家的核心利益或政府的基本目标与利益集团的诉求相矛盾时 ， 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不会在国家的对外贸易政策中得到体现 。 同样 ， 为方便表述 ， 将这种观点概括为“国家利益决定论” 。相关的实证分析结果表明：当利益集团的利益诉求与政府的基本目标相一致时 ， 其利益诉求就能在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中得到一定程度的反映；而当利益集团的各种利益诉求与国家政策的基本目标并不吻合时 ， 这样的利益诉求就很难体现在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制定中 。这一结果也表明在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形成和制定过程当中 ， 国家的核心利益和政府的基本目标始终是决定性的影响变量 ， 而利益集团对美国贸易政策的影响则是“边际性的” 。 换言之 ， 美国对其制造业实施贸易保护的程度并非完全由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所决定 ， 这种贸易保护在很大程度上是贸易政策的决策者基于国家的核心利益和政府的基本目标考虑的一种政策选择 。“国家利益决定论”在很大程度上得到了经验数据的支持 。 从另一个角度解读 ， 也可以这样理解：美国政府除了在对外贸易政策中一般性地体现其保护现有制造业的就业率和低薪阶层的收入这一基本目标外 ， 并不因为背景各异的行业利益集团的院外活动而对特定的产业施行特别明显的“额外保护” 。推而广之 ， 可以从更一般的角度梳理美国对外贸易政策的生成机理：美国的国家核心利益决定其对外贸易政策的基本性质和方向 ， 但在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形成和决定过程中 ， 利益集团间的互动博弈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美国对华贸易政策的方向 ， 从而导致贸易政策对“帕累托”条件的偏离 ， 但这种偏离程度由于国家核心利益的决定性影响而得到了某种程度的控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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