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我校党委书记都本伟教授又发“新声”,畅谈数字经济发展( 三 )


七、政府在发展数字经济中要找好定位 , 要有所为 , 有所不为 。在扶持企业数字化转型和招商引资中不能“拉郎配” , 市场在配置资源时完全靠价值规律和价格调节 , 优胜劣汰 , 发展什么?生产什么?改造什么?投资什么?市场最有发言权 , 政府切忌犯过去违背市场规律的大办开发区、经济区 , 浪费大量土地、资金、人力资源 , 主观武断确定所谓的“产业集群”、“概念园区”产业方向的作法 , 资源配置、要素流动要还权于企业和市场 。作为政府 , 要努力打造营商环境、法律环境、政策环境 , 搞好“放管服”改革 , 加大对市场和企业的服务力度 , 管住政府这支手 , 不要伸得过长 , “更好地发挥政府作用” , 而不是“更多地发挥政府作用” , 这样 , 市场才能按照自身的需求和发展规律 , 不受政府“干预”地创造出数字经济的广阔天地 。除此之外 , 政府工作的重点应放在数字经济战略规划、顶层设计以及基础设施建设上 , 特别是加大5G网络“硬件”的投入 , 以及覆盖城乡的全域智能体感系统的新基建建设 。新基建既包括服务数字经济和数字社会的数字基础设施 , 如5G网络和物联网等 , 也包括传统基础设施为适应数字经济发展而进行的数字化、智能化改造 , 如智慧城市、智能电网、智能交通等 , 为以5G为代表的数字化社会的到来做好物质准备 。
八、民营企业是发展数字经济的主体和骨干 ,应大力支持民营企业在发展数字经济中的主体和骨干作用 。民营企业由于体制机制新、激励政策灵活、资产关切度高、应对市场变化能力强、技术创新需求迫切、生产效率高等特点 , 是发展数字经济的主要载体 。从国内数字经济的领头羊(阿里巴巴、腾讯) , 到国外数字经济的领跑者(苹果、微软、)无一不是民营企业或私有企业 , 这就进一步证明 , 大力引导和扶持民营经济的数字化发展 , 才是我国发展数字经济的必由之路 。除大力发展民营经济外 , 政府还要积极发挥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等骨干大型企业的引领和促进作用 , 鼓励这些大型国企深化产权制度改革 , 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 围绕国家重大数字产业项目 , 合力攻关 , 创造出领先新时代的新技术 , 引领新业态和新生活方式变革 。
我国|我校党委书记都本伟教授又发“新声”,畅谈数字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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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之 , 在全球经济下行、新冠肺炎大流行带来的冲击背景下 , 产业的发展要紧跟世界经济发展新趋势 , 在我国经济以国内大循环为主 , 国内与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的发展格局面前 ,超常规发展数字经济已然成为后疫情时代恢复、 稳定、发展经济社会新常态的不二选择 , 是化危为机的战略性安排 。
数字经济对社会生产和社会生活各领域的新业态、新方式带来全新的变革 , 也对经济发达和欠发达国家和地区提供了共同而空前的超常规发展条件和空间 。对于经济欠发达地区 , 更是提供了“弯道超车”的时代机会 , 抓住这个难得的历史性机遇 , 顺势而为 , 超常作为 , 就能赢得发展先机 。辽宁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典型代表 , 自本世纪以来 , 之所以步履维艰 , 除主观因素外 , 也有工业基础设施迭代成本高、技术革新难度大、转型升级潜力不足等客观因素制约 。但 随着大数据、物联网、人工智能技术时代的到来 , 给辽宁振兴“弯道超车”提供了历史性机遇 。加之 , 截至目前 , 我国的数字经济发展领域尚多处于初级发展阶段 , 这为辽宁在工业互联网领域打造实体经济新业态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 。而且 , 全国互联网大会会址永久落户辽宁 , 也提供了难得的聚能平台 。辽宁也有整合数字技术资源优势的基础(如大连软件园、 沈阳软件园、东软集团、北软集团等) , 再将国内的数字经济巨头企业引入辽宁 , 对接国内外市场 , 着力开源聚能 , 加速转型升级 , 凝练有前景、有潜能的新业态 , 将会对辽宁振兴大有裨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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