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业|效率与公平：数字技术对服务业就业的影响（下）( 二 )
经验上看 ， 数字平台雇员处于两者之间 。 员工不需完全按平台指引 ， 其对工作有充分的选择权 ， 但在责任、业务选择、完成进度监控与效果反馈 ， 决定收益分成大小方面 ， 数字平台通常起“公司”而非“中介”作用 。
不确定的劳动合同关系 ， 给了用工平台法律套利空间——即便平台给予雇员正常考核并手握议价定责权力 ， 章程上仍将雇员定义为独立承包商 。 这促使部分正规行业向非正规改变 ， 从而规避正规劳务关系下需由公司缴纳社会保障的义务 。 这些操作将导致平台公司形成对接受规制要求企业的不公平竞争 ， 最终使更多企业倾向于模糊的员工待遇 。
另外 ， 数字用工平台下 ， 劳动者的福利待遇在合同法中难以裁定 。 2016年 ， 超过40万名优步司机对优步平台提起诉讼 ， 要求给予自身员工身份并要求赔偿劳工法下的最低工资与加班费 。 该诉讼基本以司机胜诉告终 ， 法院判定该情形为正式雇佣的劳动关系 ， 并要求优步公司赔偿 。 但截止目前 ， 尚未有对网络平台用工的福利的法律标准 ， 反而平台公司可根据供需与市场环境更改收益分成 ， 将更多风险转给工人 。 且除工资外 ， 平台工无法享受如正式雇员的社会保障金、补充医保与退休金 。
数字技术对上述劳动法律关系的挑战 ， 对新就业形态的服务业从业者不利 。 表现为从业者与平台发包者的谈判地位严重不对等 ， 从业者不得不长期面临工资水平被压制 。 数字技术能提升经济效率和增进社会总福利水平 。 但从分配看 ， 总福利水平增加部分 ， 主要由数字平台所有者攫取 ， 服务业从业者只能获得其中较少部分 ， 甚至完全享受不到 。 当数字技术毁灭制造业低端岗位的替代效应较大 ， 而创造低端生产性和生活性服务业就业岗位的还原效应较小时 ， 不公平将更严重 。
启示与对策建议
年初新冠疫情 ， 受人员流动管控影响 ， 国内许多加工制造业企业 ， 春节后工人无法及时到岗 ， 普遍复工复产难 。 从降低经营风险角度出发 ， 其不少加速采用自动化技术 ， 导致更多制造业岗位丧失 。 不少劳动者将不得不从制造业部门流出 ， 转向服务业部门寻求就业机会 。 数字技术在服务业部门创造就业岗位的还原效应尚未明显提升 ， 制造业部门流出的劳动力必将给低端服务业部门就业带来更大压力 ， 恶化服务业数字平台和从业者之间不对等的谈判关系 ， 给收入分配格局投下两极分化加快的阴影 。
基于上述分析 ， 为更好地抓住数字技术对中国服务业就业的潜在机遇 ， 并应对其可能的问题 ， 当前应考虑采取以下对策 。
第一、鼓励服务业多模式多业态就业 ， 增强数字技术在服务业部门的就业还原效应 ， 缓解数字技术对总就业的冲击 。
数字技术革命加快背景下 ， 短期内 ， 其对制造业就业的消灭作用可能大过对服务业就业的创造作用 。 而新冠疫情导致制造业部门从事低附加值工作的劳动者未来面临更大失业可能 。 政府应充分利用数字技术带动的零工经济、共享用工等 ， 为弱势的、低技术人群提供更大就业保障 。
文章图片
图2 美国“千禧一代”零工收入占比 数据来源：Deloitte Insights, Decoding millennials in the gig economy
美国发展零工经济的过程也值得借鉴 。 美国1970-1980年的零工经济就业份额占比增加 ， 这与当时大环境相关：修订劳动法 ， 经济增速放缓 ， 失业率上升 。 经济下行时 ， 企业担心经济波动影响增加裁员时的法律成本 ， 因此更多采用临时工 。 2000年后 ， 随着互联网繁荣破灭 ， 高失业率和工资增长进一步放缓 ， 拉大了美国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外部零工市场的劳动力雇佣成本差距 ， 工人失去议价能力 ， 促进零工经济爆发 ， 导致出现“千禧一代”零工收入占比大幅提升（图2） 。 尽管是美国经济衰退的产物 ， 但零工经济很大程度上补充了就业不足 ， 避免经济“硬着陆” 。 中国经济增速放缓之际 ， 不仅要抓高端服务业人才 ， 保证技术进步 ， 也应考虑大量低收入人群就业 ， 发展生活性服务业 ， 加大数字技术投入 ， 联动更多有就业保障的社会总需求 。
第二、改善教育和培训、鼓励创业 ， 实施必要的收入再分配政策、减轻收入两极分化效应 。
随着数字技术进步 ， 高端服务业的从业要求愈高 ， 低端服务业的从业要求愈低 ， 不同技术水平的群体的技能溢价将扩大 ， 从而拉大收入差距 。 这通过就业结构体现 。 根据相关调查 ， 中国零工经济存在明显的低学历化 ， 县域零工经济从业者中初中以下学历者占比超过70%（图3） 。 政府要密切关注收入差距持续扩大可能带来的社会不稳定和阶层对立等问题 ， 避免社会矛盾激化 。 一旦社会意识形态更激进 ， 民粹主义占上风 ， 难免影响经济政策稳定和经济长远发展 。
具体而言 ， 可关注教育培养、创业引导、财税工具等方面 。 教育方面 ， 政府可考虑增加高等教育在高科技领域的投入 ， 增加社会机构从业人员相关技术的培训 ， 让更多人成为高技能者 ， 而非从事简单重复劳动 。 创造性思维能力、大框架模式识别和复杂性沟通在认知领域仍是人类相对机器的优势 ， 因此改革教育模式 ， 突出培养创造性思维和框架性思维将更重要 。 创业方面 ， 日前我国发文鼓励科研事业单位科研人员在职创业 ， 将科研院所大量科研人员推入市场 。 这将增强市场技术竞争强度 ， 也将随新兴创业公司设立不断增添就业岗位 。 财税方面 ， 政府可用税收工具进行二次分配 ， 减缓技术溢价拉大带来的收入两极分化 。
推荐阅读
- 就业|疫情促使产业转型升级的同时，也让就业市场出现新需求
- 就业|就业调查莫漏掉400万职高专学生
- 发展|用技术重新定义公平
- 见习|就业见习服务可以更有品质
- 周小川|央行原行长周小川：互联网科技巨头掌控大量数据，形成垄断抑制公平竞争
- 就业|“戎归羊城”就业创业 广州塔亮灯为退役军人加油
- 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重庆市某高校2020年毕业生就业工作推进会顺利召开
- 公平|好声音“提前对决”副作用渐显，难保证学员公平比赛，味同鸡肋
- 就业|“好就业”≠“就业好”，高校就业率“猫腻”多！
- 档节目|李诚儒爆料：演员送见面礼、导演私下约饭，“底气”十足质疑节目公平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