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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职场|“中国立异治理之父”许庆瑞院士自述：我的学术成长史与立德树人观｜40年· 管院记忆( 二 )


读职场|“中国立异治理之父”许庆瑞院士自述：我的学术成长史与立德树人观｜40年· 管院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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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第二个阶段 ， 是“从学到创”至“边学边创”的重要阶段 ， 培养我们把学习理论前沿和学习实践相结合 。
当时 ， 中国人民大学对教师进修与进步 ， 提出了一个学习苏联培养副博士的模式 ， 其要求不亚于欧美培养博士生的水平 ， 它要求深入学习基本理论及经济学的经典著作 ， 如马克思资本论全书 ， 马列主义的哲学著作等 。
在产业经济与企业治理方面 ， 要通读200本原著和十年的经济理论杂志与专业杂志 。 在人民大学学习与工作的十年对我此后学术生活生计起了良好的奠基作用 。
“以创兼学”“以创为主”的中晚年时期
20世纪70年代末 ， 时任浙大校长的钱三强、钱学森及李昌同道均以为在产业治理方面一直没有专业来培育人才 ， 他们提出设立这么一个为科学/技术治理培养人才的专业和院系 。 于是我被授命前往美国寻访这样一个专业 ， 以便仿照他们的经验创办科学与技术的治理院系 。
1980年我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首先到麻省理工的治理学院 。 当时发现美国并没有专门培养科技治理的院系 ， 但却设有一些这方面相关的课程 ， 如“研究与发展治理”“技术创新治理”“技术扩散”“技术转移”“研究与发展系统动力学”等等 。
我选择了治理学院的技术治理教授教养组作为学习与研究的基地 。 这个组的组长是Ed. Roberts ， 他是美国技术治理与立异方面的大师级教授 ， 在他的组里还有两名这方面的闻名教授 ， 即Tom Allen与Eric von Hippel 。
前者以研究 “技术信息流”而闻名 ， 后者以研究“用户是创新者”和“立异源”而闻名 。 我参加了他们创办的第一期技术治理研究生的整个学习过程 ， 一年以后我又赴美国西海岸斯坦福大学的产业工程系访问学习了三个学期 。
在美进修学习的这两年 ， 大大缩短了我原有知识与国际进步前辈治理教授教养的巨大差距 ， 为我们遇上国际水平进行教授教养与研究奠定了基础 ， 为我们新的教授教养和研究提出了方向 。
读职场|“中国立异治理之父”许庆瑞院士自述：我的学术成长史与立德树人观｜40年· 管院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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留美回国后 ， 我开始了技术创新治理的新方向 。 1986年起我们浙大被批准招收科技治理的博士生 ， 我第一个博士生所做的课题就是技术创新的动力与能力机制 。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常研常青的课题 ， 是近三十年后的今天仍旧拥有研究价值的重要课题 。
1982年年底开始 ， 我花了三四年时间写出了《研究与发展治理》《技术创新治理》 。 据后期调查 ， 两书均为我国第一本讲研发与技术创新治理的教材与专著 。
针对我国研究成果实现商品化率低的状况 ， 80年代初我开始思考问题之所在 ， 对比中美两国科技气力分布 ， 美国大部分科技气力在基层 ， 在企业里 。 而我国却分为五路：中科院 ， 部属研究院所 ， 地方科研院所 ， 高等学校与企业 ， 企业气力很薄弱 。
针对这个状况 ， 我于1982年末中科院管理科学研究组召开的座谈会上提出了“技术创新应以企业为主体”的观点 。 这个观点一直未能引起正视 ，80年代末期为经委所接纳 ， 而真正鼎力推行却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到21世纪初 。
在近三十年中 ， 我们浙江大学立异与发展研究中央与团队集中力量研究了我国企业自主立异的道路 。 这三十年 ， 也是我们立异团队“顶天立地”“高精笃实合”培养人才的三十年 。
我的“立德树人”观
始终引导研究生树立准确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 积极为国家和社会的需求服务 ， 增强社会责任感 。 要求研究生积极参加一些重要的研究课题 ， 如国家科技、教育资源的动态分析 ， 技术引进的策略 ， 二次立异的模式 ， 环境、科技、经济的协同发展和中小企业立异等等 。 这些课题对国家与企业的发展起了很好的决议计划鉴戒作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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