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性|“疫情贫困”凸显美国结构性人权困境

陶短房 旅加学者
9月下旬 , 美国皮尤研究中心发表的一份研究报告表明 , 因新冠疫情肆虐而加剧的美国经济危机 , 给低收入和少数族裔美国人家庭所造成的打击最大 。
该报告显示 , 自3月份新冠疫情在美国开始大规模流行以来 , 多达46%的低收入美国人支付账单出现困难 , 51%的低收入美国人难以储蓄 。 与之相比 , 高收入美国人中出现“难以储蓄问题”者 , 占比仅21% 。
该报告还显示 , 自3月以来 , 不得不依赖“食物银行”(一个为需要者提供免费食物帮助的福利机构)填饱肚皮的非洲裔美国人和西班牙裔美国人 , 占比分别高达33%和30% , 而同期需要这样做的美国白人 , 占比仅11% 。 与此同时 , 非洲裔和西班牙裔美国人出现“账单难以支付”困难的可能性 , 也是美国白人的两倍 。
值得注意的是 , 皮尤的数据并非孤证:今年9月初 , 美国哈佛大学公布了一项研究成果 , 得出了相似的结论:家庭年收入低于3万美元的美国人中 , 在此次新冠疫情期间出现财务困难的比例高达71% , 而年收入超过10万美元的家庭 , 出现同样情况的占比则只有区区20% 。 报告数据显示 , 疫情期间发生财政危机的家庭占比 , 拉丁裔和非洲裔分别高达72%和60% , 白人则只有36% 。
美国虽然是当今世界第一经济强国 , 但正如两家美国本土研究报告所提供的数据和结论 , 其国内存在因贫富、族裔分配不均所导致的“生存品质洼地” 。 这种“洼地”在平时尚不凸显 , 一旦遭遇如新冠疫情这样的重大紧急突发事件 , 就会导致一系列问题、矛盾 , 甚至危机 。 今年在新冠疫情应对措施导致人群聚集困难的大背景下 , 美国各地街头抗争、骚乱事件仍层出不穷 。 其原因虽然复杂多样 , 但“疫情贫困”无疑是重要成因之一 。
生存权当然远非人权概念的全部 , 但绝对是最基本的人权要素 , 有了生存权的充分保障 , 才能谈及发展权 , 谈及各项“充分自由”及其他 。 这个浅显的道理 , 越是曾饱受生存权苦难 , 或经常遭遇生存权挑战的民族、族裔、阶层 , 对此就越有体会 。
【结构性|“疫情贫困”凸显美国结构性人权困境】正因如此 , 拥有193个正式成员、其中2/3以上为发展中国家的联合国 , 才会年复一年在不同场合强调生存权这一基本人权的重要性 , 其职能机构——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 也才会在理事会成员和绝大多数联合国会员的意愿下 , 年复一年地将生存权当作首要人权问题加以重视、讨论 。
对于此 , 美国和另一些西方国家不愿去理解、去探究 , 而是一味以自己的人权标准强加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所有成员国 。 这种削足适履的做法本已十分滑稽 , 而美国在这种霸道、蛮横、单边主义做法一再遭遇抵制后 , 于2018年6月19日退出人权理事会 , 且在 “退群”后一再对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内部事务横加指责 。 最近的一次就在10月13日第75届联大 , 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对多个美国“不喜欢”国家入选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公开表示“遗憾和不满” 。
且不说蓬佩奥等这种“遗憾和不满”本身在全球范围内引发了多少“共鸣” , 单就上述两份研究报告而言 , 美国眼下同样面临结构性的“疫情贫困” , 和因社会阶层、族裔等问题所形成的“生存品质洼地” , 这些都是最基本的人权问题 。 在这些美国本土机构所提供的数据面前 , 某些美国政客是否应该先反省、检讨和尝试改善一下本土的“结构性人权问题” , 再来“指教”别人?
当然 , 生存权是“地球村大家庭”中“每家每户”各自的头等大事 。 不仅美国 , 每个国家此时此刻 , 也都面临着同样的“疫情贫困”问题 , 有各自的“门前雪”要先扫 。 每个国家不论大小、贫富 , 都该先努力把自己的这些问题解决好 。 以中国为例 , 自疫情大流行以来 , 不但未放缓、相反加快和加大了扶贫攻坚的步伐和力度 , 与此同时 , 在严控疫情前提下积极复产复工 , 恢复产能和社会活力 。 10月13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最新《世界经济展望》中 , 将对中国2020年GDP增速预期 , 从5月份的1.0%上调至1.9% , 并维持其对中国2021年经济增速8.2%的预测值 , 预言中国将是2020年唯一能实现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 。 经济和就业的恢复 , 无疑是生存权改善的坚实基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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