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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初年北京“第一舞台”债务纠纷案

来源：澎湃新闻“第一舞台”是北京近代以来第一家新式剧场 ， 是当时北京乃至全国规模最大、设计最先进的剧场之一 ， 时人记载其“形式之壮丽 ， 结构之辉煌 ， 大有压倒一切之概” 。 “第一舞台”虽然开了北京近代剧场的先河 ， 但发展过程充满曲折 。 开幕不久就与东方汇理银行发生债务纠纷 ， 双方为此对簿公堂 ， 交涉长达数年 ， 加上时局动乱及管理混乱等因素 ， “第一舞台”经营惨淡 ， 最终无力偿还欠款 ， 不得不转让给他人 。 “第一舞台”创办人中有近代著名京剧家杨小楼、姚佩秋等 ， 因此该案受到社会各界高度关注 ， 成为轰动一时的新闻 。 本文根据北京市档案馆所藏档案 ， 还原了案情的经过 ， 并对债务纠纷的原因进行了分析 。民国初年北京“第一舞台”债务纠纷案
杨小楼“第一舞台”的成立宣统三年（1911） ， 宛平人殿阆仙筹备开设“金舞台”戏园 ， 买下了西珠市口一家石头铺和一家车铺的地基 ， 共花银2万两 ， 戏园建设后因资金不足而中止 。 第二年 ， 殿阆仙邀请杨小楼、姚佩秋入伙 ， 并将戏园名字改为“第一舞台” 。 殿阆仙系商人 ， 在北京开设有悦宾楼、德兴成、金台旅馆等商号 。 杨小楼与姚佩秋皆出身于梨园世家 ， 杨小楼之父杨月楼是清末著名武生 ， 为“同光十三绝”之一 ， 曾供奉于内廷 ， 任四品顶戴的精忠庙庙首 ， 是三庆班最后一任班主 。 杨小楼子承父业 ， 创立杨派艺术 ， 成为一代宗师 。 姚佩秋之父姚席珍工青衣 ， 在同光年间享誉一时 ， 姚佩秋亦习青衣 ， 为当时名角 。 杨小楼曾赴上海演出 ， 对上海的近代剧场印象深刻 ， 因此决定按照其形式修建“第一舞台” 。三人原定各出股本2万两 ， 但实际上除了已购买的地基外并未出资 ， 而是计划对外招股10万两 ， 并制定了股票 ， 每股1000两 。 杨小楼招到5000两 ， 殿阆仙招来14500两 ， 姚佩秋未能招到 ， 三人所招远不足10万两之数 。 经姚佩秋介绍 ， 杨小楼与东方汇理银行华人经理孙荩卿（又名孙世勋）商议借款 ， 获得其4万两的支持 。 双方议定由杨小楼、姚佩秋出名 ， 各在2万两股票上署名 ， 交由东方汇理银行作为抵押 ， 但杨小楼与姚佩秋实际上只得到36000两 ， 另外4000两作为酬劳送给了孙荩卿 ， 而且又送其4张红股 。 刚解决资金问题 ， 又发生地基原主毁约事件 ， 双方为此对簿公堂 ， 杨小楼等人胜诉 ， “第一舞台”才正式动工修建 。修建“第一舞台”（包括购买地基）大约花费了京平足银10万两 ， 第一次所借36000两不敷使用 ， 后来又陆续向东方汇理银行借入 。 由于借款时皆是口头约定 ， 没有订立书面合同 ， 民国3年11月 ， 东方汇理银行经理孙荩卿邀请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对借款进行结算 ， 并签订了还款协议 。 经算明 ， 截至当年5月24日 ， 所借款项本息合计京平足银125000两 ， 双方议定以“第一舞台”作为抵押 ， 限期6个月还清；按一分行息 ， 每月利银1250两；若到期不还 ， 准许债权人将舞台拍卖 ， 如拍卖价不足以偿债 ， 仍由债务人和中保人全数补齐；如果拍卖价有余 ， 则将余款如数退还债务人 。 该协议虽然是在11月签订的 ， 但利息计算的截止日期是5月24日 ， 故落款也是当日 。民国3年6月 ， “第一舞台”建成 ， 剧场主楼共四层 ， 可同时容纳观众近3000人 ， 是北京当时最大的剧场 。 其舞台设计不同于旧式戏园 ， 采用了转台法 ， 下有旋转机关 ， 可以任意旋转 ， 便于布景；观众席位共三级 ， 前低后高 ， 作半圆之势 ， 最后设有厢楼 ， 观众无论坐于何位 ， 均能面向舞台 。 杨小楼主张应待舞台布置完善、邀集名角后再行开演 ， 但其他合伙人都希望早日开张 ， 故舞台刚竣工就定于6月9日开幕 。 当日京城名流云集 ， 中午12时许 ， “第一舞台”演出开幕戏以招待宾客 ， 刚揭幕 ， 前楼就突然起火 ， 引起观众恐慌 。 由于戏园设计不尽合理 ， 只有正门一个通道 ， 造成拥堵践踏 ， 多人受伤 。 火灾之后 ， “第一舞台”经过维修 ， 于7月14日重新开业 ， 此后陆续邀请王瑶卿、谭鑫培、梅兰芳等名家演出 ， 名声大振 ， 被认为是北京“首屈一指”的新式戏院 。“第一舞台”的经营管理在“第一舞台”创建过程中 ， 合伙人之间尚能团结一致 ， 但开幕之后 ， 矛盾逐渐突出 。 杨小楼、殿阆仙、姚佩秋原定出任“第一舞台”总经理 ， 另聘周介臣为经理 ， 四人共同负责管理 。 由于意见不合 ， 事多两歧 ， 诸多掣肘 ， 影响了“第一舞台”的正常演出 。 “第一舞台”是在东方汇理银行的支持下建立起来的 ， 因此其经理孙荩卿时常干预舞台事务 。 火灾之后 ， 孙荩卿一度搬进舞台居住 ， 并掌握了控制权 ， 这引起了杨小楼等人不满 。 民国3年12月29日 ， 为了理顺管理人员的职责 ， 尽快开演以归还债务 ， 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等人与孙荩卿经过协商 ， 达成了收入分配和分工协议 ， 规定票价收入除前后台开支外 ， 所有余款由孙荩卿派人取走 ， 用于归还所欠东方汇理银行的款项；决定另招新股 ， 并将股本用于归还债务；议定杨小楼负责办理后台之事务 ， 孙荩卿办理前台事务 。协议实施后 ， 经营状况仍未见好转 。 杨小楼等人意识到共同管理存在诸多弊端 ， 应统一事权以专责成 。 遂于民国4年6月6日订立了条约 ， 确立了新的管理规则：推举姚佩秋一人独领舞台所有事务 ， 凡财务、用人、行政等事宜皆由其办理 ， 其他人不得干预 ， 杨小楼、殿阆仙与周介臣三人只有监督之权；各人所招股本 ， 议定每月按4厘行息 ， 并再付4厘作为还债之利银；又考虑到创办舞台历经数年 ， 各人付出了劳动 ， 因此 ， 在营业收入中仍按照原定协议给予每人一定的报酬 。但是该协议订立不久 ， 孙荩卿又介入其中 。 当年8月 ， 孙荩卿与杨小楼等人签订了还款协议 ， 其中附带了管理规则 ， 决定将“第一舞台”作价京平足银5万两抵押给东方汇理银行 ， 由孙荩卿主持一切事务 ， 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听从孙荩卿的指派；舞台的每日收入全数交给东方汇理银行 ， 用于筹还欠款 ， 如果有亏损 ， 仍由杨小楼等三人承担；杨小楼等经手的欠外债务 ， 亦由其自行清理；该办法试行3个月 ， 如无成效 ， 由孙荩卿另行组织 。 该协议实际上使孙荩卿独揽“第一舞台”权力 ， 导致杨小楼等人不满 。 民国4年12月 ， 矛盾激化 ， 杨小楼负气出走 ， 不愿意登台演出 ， 导致“第一舞台”停演半年之久 。 经姚佩秋劝说并向其出具了1万两的借约 ， 杨小楼才回到“第一舞台” 。民国6年1月30日 ， 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再次订立协议 ， 划定各自的职责：杨小楼办理后台事务 ， 所有收入一概归舞台；殿阆仙负责前台 ， 姚佩秋协助办理；周介臣负责前台伙计、座位等事宜；该办法试行1个月 ， 每人应认清各自权限 ， 不得无故干预他人 。 随后外聘经理周介臣介入“第一舞台”与东方汇理银行的债务纠纷中 ， 并在京师审判厅控告孙荩卿意图侵吞“第一舞台” ， 主张自己为“第一舞台”的合伙人 。 经京师警察厅调查和协调 ， 当年10月 ， 杨小楼等人在警察厅出具了甘结 ， 并议定了各自的职责 ， 决定由杨小楼全权管理“第一舞台” ， 殿阆仙、姚佩秋须听从其指挥；至于周介臣 ， 由杨小楼决定是否继续聘用 ， 但周介臣只是雇佣人员而非合伙人 ， 不得干涉舞台的演出、对外债务等事务 。债务纠纷的过程按照民国3年与东方汇理银行的协议 ， “第一舞台”所欠债务应在6个月内还清 ， 由于落款日期为5月24日 ， 还款协议签订后不久就应到期 。 杨小楼等人原计划以戏园收入偿还债务 ， 但是由于政局动荡 ， “第一舞台”时演时停 ， 而且票价比较昂贵 ， 非普通人所能承担 。 因此 ， 戏园开演后不久就陷入困境 ， 其收入不仅不能偿还借款 ， 甚至不足以偿还利息 ， 债务越积越多 。 民国4年正月 ， 原有债务已逾期3个月 ， 又积欠9个月利息11259两 ， 加上原来债务以及垫付的华比银行欠款 ， 合计已达京平足银136259两、公砝平足银5720两 ， 东方汇理银行多次催索无果后 ， 孙荩卿遂向京师警察厅请求追讨 。京师警察厅传讯双方后 ， 饬令杨小楼等人与孙荩卿商议还款办法 。 经中人吴承芝协调 ， 双方于民国4年8月6日签订了偿还债务的协议 ， 并上报京师警察厅备案 。 双方约定以“第一舞台”资产为抵押 ， 一年内清偿所有的债务 ， 否则债权人可以将舞台拍卖以偿债 。 至民国5年7月 ， 还款时间即将到期 ， 杨小楼等人仍无能力清偿 ， 只好与孙荩卿重新签订协议 ， 此时“第一舞台”已积欠东方汇理银行本利合计京平足银174912两 。 双方议定继续按照此前订立的协议执行 ， 还款期限延长6个月 ， 至当年底为止；在此期限内 ， 杨小楼等人或将舞台出售 ， 或另外招股 ， 将积欠东方汇理银行的各项债款一律还清；若到期不还 ， 任凭东方汇理银行处置舞台资产；如有不足 ， 仍由杨小楼、姚佩秋和殿阆仙三人偿还 。 双方续签协议后 ， 仍到京师警察厅进行备案 ， 京师警察厅饬令“第一舞台”所在地的外右二区警署督促各方履行协议 。是年底 ， 6个月期限又将到期 ， 但杨小楼等人仍未履行协议 ， 而且相互之间意见不一 ， 管理混乱 ， 舞台时演时停 ， 外聘经理周介臣乘机介入其中 。 民国6年1月 ， 周介臣向京师警察厅控告 ， 主张自己为“第一舞台”的创办人 ， 有权干预舞台与东方汇理银行的债务 ， 而孙荩卿与杨小楼等人签订的还款协议将本人排除在外 ， 损害了自己的权利 。 京师警察厅命令外右二区警署进行调查 ， 该警署遂传唤了当事人 。 根据周介臣供述 ， 舞台所借东方汇理银行之款共有三宗 ， 借款时并未订立借约 ， 主要由自己与孙荩卿接洽 ， 而杨小楼、殿阆仙、姚佩秋等人只是偶尔出面 。 开演后 ， 借款之事和账目才归殿阆仙管理 ， 自己负责办理前后台其他事务 。 民国3年11月 ， 孙荩卿邀请自己与杨小楼、殿阆仙、姚佩秋及中人吴承芝商谈还款事宜 ， 孙荩卿开列了欠款清单 ， 要求在协议上签字 ， 但自己没有同意 。 周介臣解释说协议上的落款日期是倒推的时间 ， 实际签订是11月 ， 但借约上写的是5月24日 ， 距离6个月的期限只剩8天 ， 根本无法筹集 ， 因此自己没在协议上签字 。周介臣还介绍了创办“第一舞台”的经过和自己在其中发挥的作用 ， 据其供称 ， 殿阆仙刚开始打算创办“金舞台” ， 但因款项支绌而止 ， 遂于民国元年约同杨小楼、姚佩秋合伙 ， 姚佩秋当即又邀请周介臣加入 。 当初因地基原主反悔 ， 自己参与了诉讼 ， 另外还到上海置办舞台所需物件、预约演员等 。 周介臣认为这些事务只有创办人才能处理 ， 足以证明自己并非普通伙计 。 而且民国3年 ， 自己与杨小楼等人签订了合伙协议 ， 约定了各自的权利和责任 。 开幕后 ， 本来应与杨小楼等人同为舞台总经理 ， 但因见杨小楼等人各怀私心 ， 故自愿为经理 ， 这就是舞台管理条款中其只列为经理的缘故 。 周介臣另外还提出了自己作为创办人的证据：一是与杨小楼等人签订的合伙协议 ， 二是自己拥有舞台徽章 ， 三是有办理后台事务的委任状 ， 四是舞台账簿、职员表均有本人之名 。殿阆仙等人则否认周介臣为舞台合伙人 ， 殿阆仙供称自己与杨小楼、姚佩秋合伙创办“第一舞台” ， 股本皆是三人招集 。 因创办过程中事务繁杂 ， 需要人手 ， 经崔禄春介绍 ， 聘请周介臣帮办杂务 。 民国3年闰五月 ， 舞台正式开张 ， 三人认为周介臣任职期间颇有功劳 ， 遂任其为经理 ， 但只是总经理之下料理杂务的雇佣人员 ， 如果不称职 ， 可以随时解聘 。关于民国3年与周介臣签订的合伙协议 ， 殿阆仙称“第一舞台”是北京最早创办的新式剧场 ， 利润比一般戏园丰厚 ， 周介臣觊觎厚利 ， 开演后遂与殿阆仙等三人商议 ， 愿意招集股本加入舞台 。 三人同意了其请求 ， 于民国3年8月27日与周介臣订立合伙协议 ， 载明由其招股入本 ， 并共同分担对外债务 。 但是合同订立后 ， 周介臣并未招来资金 ， 民国3年、4年两次与东方汇理银行签订还债协议时 ， 周介臣又不愿分担债务 ， 不肯在协议上签字 。 殿阆仙认为 ， 由于周介臣既不出资 ， 又不愿意承担责任 ， 其加入合伙人的协议自然失效 。针对周介臣提出有任职委任状作为证据 ， 殿阆仙指出 ， 民国5年7月 ， 因未能按约偿还东方汇理银行的债务 ， 孙荩卿负责管理舞台 ， 为了统一意见、调和矛盾 ， 孙荩卿向管理人员颁发了委任状以专责成 ， 亦任命周介臣帮办后台事务 ， 因此 ， 委任状不过是规定各人职责的文书 ， 而非合伙人的证明 。 殿阆仙还指控周介臣管理后台后 ， 专断独行 ， 营私肥己 ， 当年冬天已改由杨小楼负责后台 。 第二年1月 ， 正当舞台准备开演时 ， 周介臣竟然恐吓演员 ， 不准他们到舞台演戏 ， 致使舞台停演多日 。 杨小楼等人鉴于此 ， 禁止周介臣干预舞台事务 ， 但因委任状规定任期为半年 ， 故仍照常发放酬金 ， 现任期已满 ， 委任状已失去效力 。至于地基纠纷、赴上海置办设备、预约演员等事务 ， 殿阆仙指出 ， 在与杨小楼合伙之前 ， 自己就已经购买了地基 ， 后来原主人不愿意搬迁 ， 亦是与杨小楼一起在京师审判厅起诉的 ， 并无周介臣；至于在上海购置行头 ， 系殿阆仙于民国元年预订 ， 第二年殿阆仙派周介臣赴上海料理同和洋行铁料时周顺便带回数箱 ， 该行为不过是受其委任 。 与东方汇理银行接洽借款也是在需要用钱时派周介臣持折取款 ， 其对外不负任何责任 。 另外 ， 周介臣还称有职员表作为创办人的证据 ， 殿阆仙指出 ， 职员表只是雇佣人员的记录 ， 自舞台创办以来 ， 任用和辞去的人员非常多 ， 不能以此作为合伙人的证据 。杨小楼、姚佩秋的供述与殿阆仙供述的情况基本一致 ， 孙荩卿供称当初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创办“第一舞台” ， 因缺乏资金向东方汇理银行借款 ， 其中并无周介臣之名 ， 嗣后两次与杨小楼等人订立还债条约 ， 亦无周介臣 ， 因此不能视其为合伙人 ， 其无权干预“第一舞台”与东方汇理银行之间的债务 。 外右二区警署将当事人的供述情况上报京师警察厅 ， 民国6年3月 ， 京师警察厅对周介臣的控告做了批示 ， 认定周介臣自民国元年以来在“第一舞台”帮办杂务 ， 嗣后虽然也曾名列合伙人 ， 但是未招来股本 ， 而且两次都没在还款协议上签字 ， 因此与“第一舞台”仅是一种雇佣关系 ， 没有干涉舞台债务的权力 。但周介臣并未因此而放弃 ， 民国6年9月29日 ， 他又联合杨小楼、殿阆仙到京师审判厅控告孙荩卿把持舞台事务、侵害自己利益 ， 并列举了孙荩卿的侵权行为 ， 请求当庭清算“第一舞台”账目 。 孙荩卿得知被周介臣控诉后 ， 也于10月13日向京师警察厅报案 ， 称自己与杨小楼等人两次签订协议 ， 并经京师警察厅备案 ， 周介臣所控内容与协议有诸多不符之处 ， 而且前面经京师警察厅查明 ， 周介臣只是雇佣人员 ， 不能干预舞台债务 ， 但他在控告中自称合伙人 。 因此 ， 孙荩卿请求传讯周介臣、杨小楼等人 ， 并依法追究诬告之责 。京师警察厅传讯了杨小楼、殿阆仙、姚佩秋、周介臣等人 ， 杨小楼和殿阆仙皆供称“第一舞台”为三人创办 ， 周介臣只是经理；同时也承认所借东方汇理银行款项 ， 只是认为孙荩卿把持舞台事务 ， 任人唯亲 ， 账目混乱 ， 因此请求清算账目 ， 算明后愿如数偿还 。 姚佩秋则详细介绍了“第一舞台”的创办过程及借款的情况 ， 指出在京师审判厅控告孙荩卿是周介臣的主意 ， 杨小楼等人是受其挑唆 ， 而姚佩秋本人没有参与控告 。京师警察厅遂令清算账目 ， 周介臣非舞台合伙人 ， 不令其参与 。 经清算 ， 杨小楼等承认账目并无错误 ， 情愿设法还债 ， 并称在京师审判厅起诉是受周介臣愚弄 。 京师警察厅将杨小楼、殿阆仙、姚佩秋收押 ， 限期还债 ， 又以捏词诬告之名收押周介臣 。 随后有周子余、胡辛泉、傅立亭三人以周介臣、杨小楼、殿阆仙的名义到内务部控告 ， 称京师警察厅滥用职权 ， 在京师审判厅即将开庭之际 ， 突然传讯周介臣等人 ， 要求其撤诉 ， 周介臣等不认可 ， 京师警察厅竟以染有烟瘾之名将其拘留 ， 勒令还债 ， 否则拘留不放 。 内务部知悉后发函至京师警察厅 ， 要求复查此事 ， 并上报“第一舞台”债务纠纷的情况 。 京师警察厅对此进行了调查 ， 经查明 ， 周子余等三人皆为“第一舞台”伙计 ， 胡辛泉是杨小楼之舅 ， 周子余是周介臣的兄弟 ， 傅立亭是殿阆仙本家 ， 然而杨小楼等人否认曾委托他们到内务部控诉 ， 表示对该事毫不知情 ， 也对代表自己的行为不予承认 。周子余三人虽然承认曾到内务部控告 ， 但否认是受周介臣、杨小楼、殿阆仙的委托 ， 坚称完全是个人行为 。 他们供述周介臣等被关押后 ， 其家人十分担忧 ， 因有亲戚关系 ， 故商量到内务部控告 ， 并委托状师撰写了控诉信 ， 但并不理解信中“代表”二字的含义 ， 也不知道“代表”需要本人同意 。 京师警察厅根据各方的供述 ， 向内务部报告了调查结果 ， 并介绍了“第一舞台”与东方汇理银行之间的债务纠纷 。京师警察厅在报告中认为 ， 杨小楼等对所欠东方汇理银行的款项及数额皆无疑议 ， 且两次与其签订协议并在京师警察厅备案 。 然而杨小楼等不仅不履行协议 ， 反而经常停演 ， 以没有收入为借口拖延偿还债务 ， 致使利息越积越多 。 应债权人的请求 ， 京师警察厅传讯杨小楼等人 ， 要求其与东方汇理银行协商 ， 承担还债责任 。 但杨小楼等在周介臣教唆下联名到京师审判厅捏词控告 ， 意图通过诉讼程序拖延还债期限 。 如果不加以严追 ， 任其拖延搪塞 ， 利息累积 ， 更难以清偿 ， 为了保护债权人利益和维持商业秩序 ， 故将杨小楼等人扣押 ， 以杜绝其拖延之心 ， 并非滥用职权 。 至于周子余等人以代表名义到内务部控告 ， 其内容失实 ， 涉及诬告 ， 本应根据《刑律》追究责任 ， 但因其不明事实 ， 误信他人挑唆 ， 所以宽大处理 ， 不再追究 。京师警察厅上报调查结果后 ， 仍令杨小楼等人与孙荩卿商议还款办法 ， 民国6年12月10日 ， 由吴承芝作保 ， 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与孙荩卿达成协议 ， 议定舞台所有收入 ， 除必要开支及支付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薪水外 ， 全部交付东方汇理银行用于还债；经算明 ， 从民国元年九月初五日到民国6年12月10日 ， “第一舞台”积欠东方汇理银行京平足银182621两5钱3分 ， 原协议有一分和八厘两种利息 ， 此后一律改为八厘；欠款中的10万两以第一舞台的资产作为抵押 ， 其余的部分以三人房契为抵押 ， 债务偿清后 ， 抵押之物归还所有人；债务分两年还清 ， 第一年偿还其中的8万余两 ， 第二年还10万两 ， 第一年如果偿还不足应偿额的一半 ， 东方汇理银行则可以请求京师警察厅将抵押品拍卖还债 ， 如果仍然不足 ， 则由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变卖家产清偿 。协议签订后 ， 京师警察厅将杨小楼、姚佩秋、殿阆仙释放 。 由于涉及缠讼 ， 周介臣仍被关押 ， 12月26日 ， 周子余、耿清元、罗养全出面保释 ， 之后又有商人王子发、杨秀昆、刘福禄、靳耀庭等人担任铺保 ， 请求释放周介臣 ， 并保证其安法守纪 。 周介臣也做了书面甘结 ， 承认所控不实 ， 愿意遵守京师警察厅的判决 ， 保证不再滋生事端 。 该案虽然暂时平息 ， 但是鉴于在社会上产生了较大影响 ， 民国7年1月 ， 京师警察厅在《北京日报》刊登公告 ， 介绍了该案的经过 ， 并劝诫杨小楼等人团结一致 ， 共同努力偿还债务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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