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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剑雄：我们是否高估了民国学术？

葛剑雄：我们是否高估了民国学术？
✪ 葛剑雄丨复旦大学中国历史地理研究所原载 | 《文汇报》微信来源 | 文化纵横【导读】近年来 ， “民国热”现象不时兴起 。 回望战事频仍、政治动荡的民国时期 ， 中国开始形成现代学术体系 ， 各学科都产生了影响至今的学术奠基人 ， 其时亦出现了“百家争鸣”的文化风气 。 这些都为公众认知中的“民国学术”染上了一层玫瑰色的想象 。 然而 ， 本文作者认为 ， 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 ， 民国学术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 ， 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 ， 事实上大大超越民国时期 。 民国学术 ， 到底是真发达 ， 还是由厚古薄今的心态而产生的幻觉？本文也许能对反思这一问题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 。 文章仅代表作者观点 ， 特此编发 ， 以供诸君思考 。在社会上出现“民国（小学）教材热”时 ， 有采访人员问我：“为什么民国时的大师会编小学教材？”我告诉他 ， 那时编教材不需要哪个政府主管部门批准 ， 只要有出版社出就行 ， 而出版社对编者是按印数付版税的 。 所以编教材的版税收入一般远高于学术著作 ， 如果能编出一种印数高、通用时间长的教材 ， 编者等于开发了长期的财源 ， 何乐而不为？至于“大师” ， 这是现在对这些编者的称号或评介 ， 当初编教材时 ， 他们还不具备这样高的身份 ， 甚至还只是初入职场的年轻人 。近年来 ， 随着“民国热”的升温 ， 一批“民国范儿”的故事流传日广 ， 更成为影视作品的新宠 。 与此同时 ， 一批民国的“学术大师”如出土文物般现身 ， 或者被媒体重新加冕 。 于是在公众和年轻一代的心目中 ， 民国期间成了大师众多、高峰林立的学术黄金时代 。 不过如稍加分析 ， 就不难发现 ， 这样的“黄金时代”的呈现并不是正常的学术史总结研究的结果或相关学术界的共识 ， 而大多是出于媒体、网络、公众 ， 或者是非本专业的学者、没有确切出处的“史料”、人云亦云的传闻 。 人们所关注的并非这些人物的学术成就 ， 而是他们的价值观念、政治立场、社会影响 ， 甚至风流韵事 。 例如 ， 一讲到民国学术言必称陈寅恪、钱宾四（穆）的人大多并不知道陈寅恪究竟作过哪些方面的研究 ， 往往只是看了《陈寅恪的最后二十年》 ， 也没有读过《国史大纲》或钱穆的其他著作 。 称吴宓为“大师”的人根本不知道他是哪一行的教授 ， 只是同情的不幸遭遇 ， 或对他单恋毛彦文的故事感兴趣 。 称颂徐志摩、林徽因是因为看了《人间四月天》 ， 或知道有“太太客厅” 。葛剑雄：我们是否高估了民国学术？
陈寅恪其实 ， 民国期间的总体学术水平如何 ， 具体的学科或学人处于何种地位 ， 有哪些贡献 ， 还是得由相关的学术界作出评价 ， 并不取决于他们的社会知名度 ， 更不能“戏说” 。 影视创作可以以民国的学术人物为对象 ， 戏说一下也无妨 ， 但他们的真实历史和学术地位不能戏说 。那么 ， 今天应该怎样看民国期间的学术呢？毫无疑问 ， 这是中国学术史上重要的篇章 ， 是传统学术向现代学术转化的关键性时期 ， 也是现代学术体系创建的阶段 ， 各个学科几乎都产生了奠基者和创始人 ， 并造就了一批学贯中西、融会古今的大师 。 从晚清开始 ， 西方的自然科学（声光电化）被引进中国 ， 在回国的早期留学生与外国学人的共同努力下 ， 到民国期间基本形成了学科体系 ， 建立了专门的教学和研究机构 。 社会科学各学科也是从西方直接或间接（如通过日本）引进并建立的 。 就连人文学科和中国传统的学问 ， 也是在采用了西方的学科体系、学术规范和形式后才进入现代学术体系的 ， 如大学的文、史、哲院、系、专业或研究所 ， 论著的撰写、答辩、评价 ， 学历、学位、职称的系列与评聘 ， 学术刊物的编辑出版 ， 学术团体的建立和发展 。以我从事的历史地理学为例 ， 在中国传统学术中是沿革地理 ， 属史学的一个分支 ， 主要是研究疆域的变化、政区与地名的沿革和黄河等水道的变迁 ， 其源头可以追溯到《尚书·禹贡》 。 而中国传统的“地理”也不同于现代地理学 ， 只是了解和研究历史的工具 。 只是在现代地理学传入中国后 ， 沿革地理才有了历史地理这样的发展目标 ， 才发生了量和质的进步 。 上世纪30年代初 ， 大学开的课还用“沿革地理”或“沿革史”的名称 ， 1934年创刊的《禹贡半月刊》的英文译名还是用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Geography（中国地理沿革） ， 但到1935年就改为The Chinese Historical Geography（中国历史地理） 。 50年代初侯仁之先生提出创建历史地理学的倡议 ， 自然是接受了他在英国利物浦大学的博士导师、国际历史地理学权威达比教授的学科理论和体系的结果 。民国时间的学术水平如何？以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通用的国际标准来看 ， 民国时期尽管有少数科学家已经进入前沿 ， 个别成果达到世界先进 ， 但总的水平还是低的 。 人文学科的具体人物或具体成果很难找到通用的国际标准 ， 但如果用现代学科体系来衡量 ， 显然还处于初级阶段 。 如果在中国内部进行阶段性比较 ， 则除了个别杰出人物外 ， 总体上远没有超越清朝 。 而今天的总体学术水平 ， 已经大大超越了民国时期 。 至于杰出的个人的出现 ， 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天才获得了发挥的机遇 ， 与整体水平没有必然联系 。 而且历史上出现过的学术天才 ， 或许要经过相当长的年代才可能被超越 ， 甚至永远不被超越 ， 民国时期也是如此 。正是由于这些特殊情况 ， 到了今天 ， 民国的学术往往会被高估 。 因为每门现代学科几乎都是从那时发轫或成长的 ， 今天该学科的专业人员 ， 除了直接从国外引进的外 ， 一般都是由当初的创始人和奠基者一代一代教出来、传下来的 ， 这些创始人、奠基者自然具有无可争辩的、崇高的地位 。 解放后留在大陆、以后成为大师的学人 ， 大多是在民国期间完成了在国内外的学业 ， 已经崭露头角 。 尽管他们的成就大多还是在解放后取得的 ， 但也被看成民国学术水平的代表 。历次政治运动的消极影响和破坏作用更加剧了这样的高估和偏见 。 有的学科和学人因学术以外的原因被中止或禁止 ， 形成了二三十年的空缺 ， 以至到了改革开放后这门学科恢复 ， 还只是民国时期的成果独领风骚 ， 一些学者的代表作还是当初的博士、硕士论文 。 例如费孝通的《江村经济》 ， 本来早就应该被他自己的新作或他学生的成果所超越 ， 但由于1952年院系调整 ， 连《江村经济》也成作毒草批判 ， 从此消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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