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道知行|诗歌中那些关于“距离”的争议
北京联盟_本文原题：诗歌中那些关于“距离”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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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勰在《文心雕龙》中说：“文之思也 ， 其神远矣 。 故寂然凝虑 ， 思接千载；悄焉动容 ， 视通万里 。 ”这意味着文学构思可以超越时空 ， 不受任何拘束 。 王夫之则在《姜斋诗话》中指出：“身之所历 ， 目之所见 ， 是铁门限 。 即极写大景 ， 如‘阴晴众壑殊’‘乾坤日夜浮’ ， 亦必不逾此限 。 ”这意味着诗人能看多远 ， 诗笔就延伸多远 ， 不能超越视觉的阈限 。 这两种明显对立的说法 ， 都有不少拥趸 ， 因此诗歌中的距离便成了争议的焦点 ， 聚讼纷纭、莫衷一是 。
宋代王得臣在《麈史》一书中说：“白傅自九江赴忠州 ， 过江夏 。 有《与卢侍御于黄鹤楼宴罢同望诗》曰：‘白花浪溅头陀寺 ， 红叶林笼鹦鹉洲 。 ’句则美矣 ， 然头陀寺在郡城之东绝顶处 ， 西去大江最远 ， 风涛虽恶 ， 何由及之 。 ”“白傅”指的是诗人白居易 ， 白居易晚年官居太子少傅 ， 所以后人常以“白傅”称之 。 白居易虽然是大诗人 ， 但是王得臣对他写的“白花浪溅头陀寺 ， 红叶林笼鹦鹉洲”这两句诗颇不以为然 。 理由是头陀寺在城东绝顶处 ， 距离长江甚远 ， 再大的风浪也不至于把江上的浪花溅到头陀寺去 。 尽管有人告诉王得臣这是夸张之词 ， 与《诗经》中所谓的“峻极于天”是一样的思维 ， 但是王得臣依然认为诗歌应该坚持“实录”原则 ， 排斥“白花浪溅头陀寺”之类的不实之语 。
欧阳修字永叔 ， 号醉翁 ， 严有翼在《艺苑雌黄》中说 ， 欧阳修“《送刘贡父守维扬作长短句》云：‘平山栏槛倚晴空 ， 山色有无中’平山堂望江左诸山甚近 ， 或以谓永叔短视 ， 故云‘山色有无中’ 。 ”因为距离“甚近” ， 在有的人看来 ， 诗歌便不能用“山色有无中”这样的表述；至于“永叔短视”云云 ， 则可谓是对欧阳修的酷评 。 针对这种观点 ， 严有翼打圆场般指出“山色有无中 ， 非烟雨不能然也” 。 据现代学者沈玉成考证 ， 位于扬州的平山堂 ， “距离金、焦、北固诸山 ， 并不‘甚近’ ， 大约有三十里 ， 烟雨霏霏 ， 从堂中远眺 ， 山色有无正是眼前实景” 。 可见因为距离问题 ， “山色有无中”便成了各方博弈的焦点 。 其实 ， 王维早就有“江流天地外 ， 山色有无中”的成句 ， 欧阳修在这里除了即景之外 ， 兼有用典的成分在内 。 明乎此 ， 难怪“东坡笑之 ， 因赋《快哉亭》道其事云：‘长记平山堂上 ， 欹枕江南烟雨 ， 杳杳没孤鸿 ， 认取醉翁语 ， 山色有无中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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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评价杜牧《江南春》一诗道：“千里莺啼 ， 谁人听得？千里绿映红 ， 谁人见得？若作十里 ， 则莺啼绿红之景、村郭、楼台、僧寺、酒旗 ， 皆在其中矣 。 ”杨慎认为杜牧诗歌涵盖的“千里”范围非人之听力和目力所能及 ， 所以想当然地认为杜牧诗歌原本是“十里莺啼” ， 今本作“千里莺啼” ， 乃“俗人添一撇”所致 ， 于是很鄙夷地说道：“士俗不可医也 。 ”
对于杨慎的说辞 ， 何文焕颇不以为然 ， 他在《历代诗话考索》中批驳说：“即作十里 ， 亦未必尽听得着 ， 看得见 。 题云《江南春》 ， 江南方广千里 ， 千里之中 ， 莺啼而绿映焉 ， 水村山郭 ， 无处无酒旗 ， 四百八十寺 ， 楼台多在烟雨中也 。 此诗之意既广 ， 不得专指一处 ， 故总而命曰《江南春》 。 ”何文焕和杨慎的分歧 ， 既有对诗歌主旨理解的不同 ， 也和诗歌所涉及的距离以及涵盖的范围有关 。
有道是距离产生美 ， 但是以上几则诗话却充分表明了距离足以产生争议 。 假如穷根溯源作深层次分析 ， 可以发现这些争议产生的原因在于以考据的思维和标准评价诗歌 。 钱钟书先生在《宋诗选注》序里说考据只能断定“已然” ， 而文学艺术却可以想象“当然”和测度其“所以然” 。 以考据的尺子来衡量诗歌 ， 难免方枘圆凿 ， 争议自是不可避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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