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财经|离不开但又难融入城市是农民工的最大困境( 二 )


农民工难融入城市现状并未明显改观
择业的变迁 , 勾勒出农民工日益深度嵌入城市生活的图谱 。 但是 , 另一方面 , 深度嵌入城市生活 , 并不意味着农民工能够真正融入城市 。
一方面 , 农民工低门槛就业并未明显改观 。 一直以来 , 农民工主要集中在制造业、建筑业、住宿和餐饮业、服务业等行业 , 其共同的特征是就业门槛低 。 对农民工个体而言 , “低位”进入城市是理性选择 。 但是 , 从2008年到2019年 , 农民工在这6个行业就业的比例始终在85%上下浮动 , 最高87.9% , 最低84.1% 。 这说明 , 从整体上看 , 农民工在城市始终处于超稳定的低门槛就业状态 。
从建筑业到制造业 , 再到今天的外卖骑手、快递员 , 变化的是岗位形态 , 不变的是低就业门槛的固化状态 。 进入门槛越低 , 对职业技能的要求也越低 , 身处其中职业技能的积累也更弱 。 这意味着 , 农民工在城市就业吃的是“青春饭” , 哪个行业能够通过“自主努力”获取更高收入 , 他们就会对哪个行业趋之若鹜 , 第二产业的建筑业、制造业如此 , 第三产业的外卖骑手、快递员同样如此 。
在整个农民工群体中 , 处于16岁至30岁这一黄金劳动年龄段的农民工 , 就是在这根看不见的“指挥棒”之下不停转变职业的 。 可是 , 一旦没有黄金劳动年龄这一最大优势 , 农民工在城市立足的难度就会随着年龄的增长变得越来越大 。 现实情况是 , 在我国老龄化大背景下 , 农民工也正在随之慢慢变老 。 统计数据显示 , 从2008年到2019年 , 农民工平均年龄从34岁增加到40.8岁 , 基本上是每年递增0.5岁 , 且这几年还有明显加快的趋势 。
另一方面 , 农民工收入水平提高靠的不是人力资本提升 。 不论是从平台的统计数据看 , 还是依据外卖骑手的切身感受评判 , 身为外卖骑手的农民工 , 其收入在当地都属于较高水平 。 但是 , 衡量收入水平的高低 , 不能仅看表面的数字 , 而要综合考虑社会保障水平、劳动时间长短、劳动强度高低等因素 。
先看社会保障 , 外卖骑手很多都属于灵活就业 , 其最大的短板是社会保障缺失 , 而且这种缺失很多时候是外卖骑手主动选择的结果 , 其原因是 , 这样做可以在当下获取更多到手的现金收入 。 从这个角度看 , 由于平台不需要承担为从业者提供社会保障这一“过重负担” , 就可以将其中一部分进行“让利” , 所以外卖骑手的高收入中有一部分其实是“社保缺失替代金” 。 是否有似曾相识的感觉?当初的制造业农民工中 , 不也有很多自愿放弃社保而获取更多现金收入的吗?只不过 , 由于制造业标准劳动关系的约束 , 这种以约定形式排除法定义务的做法 , 在法理和实践中越来越行不通了 。
再看劳动时间和劳动强度 。 很多人都认为 , 包括一些统计数据似乎也显示 , 相比制造业农民工 , 外卖骑手可以用更短的时间获取更高的收入 。 这其实是一种错觉 , 因为制造业的法定劳动时间和加班时间 , 不仅泾渭分明 , 而且界定清晰明了 。 但是 , 依托平台订单调度的外卖骑手 , 其劳动时间是碎片化的 , 而碎片化的劳动时间 , 很多时候要靠更为碎片化的休闲时间来支撑 。 比如 , 接单前的等待和准备时间、各个订单之间的“在途时间”等 , 这些很多时候并未计入衡量外卖骑手收入的劳动时间 。
其实 , 之所以外卖骑手比制造业更受农民工欢迎 , 未必是这份职业劳动时间更短 , 而是能够更自由地掌控其“加班时间” 。 制造业流水线的加班是“牵一发动全身” , 不能我想加就加 , 也不能我加你不加 , 而外卖骑手的加班 , 至少从个体的感受和选择看 , 更为自由和自主 。 但是 , 这种自由是以劳动强度的变本加厉为代价的 , 一个个订单将其劳动时间切割成众多“迷你型流水线” , 你越努力 , 收入固然越高 , 但是隐蔽的算法系统会依据你的努力不断提升每单次的劳动强度 。 从某种意义上讲 , 这是将劳动者和流水线之间的矛盾 , 转化为从业者之间为高收入而展开的强度越来越大的“恶性循环”式竞争 , 可谓是“我温柔地虐待” , 而你却不得不“欲拒还迎”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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