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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财经|农村集体土地资源红利需要进一步激发

：原题为_第一财经|农村集体土地资源红利需要进一步激发。
改革发端于农村 ， 肇始于土地 。 在某种意义上 ， 改革开放取得的巨大发展成果 ， 就在于极大程度地释放出了“土地红利” 。 起初 ， 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为基本特征的农村改革 ， 充分激活了作为农业生产资料的土地的红利 ， 对推动农村乃至中国经济发展至关重要 。 如今 ， 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 ， 土地作为农业生产资料显然不再是唯一的、最佳的选择 ， 农村集体土地资源的红利需要进一步激发 。
“四个红利”为沿海经济发展提供支撑
如何将农村集体土地从资源转化为资产、资本 ， 赋予农民更多、更好的财产性权利？如何在新一轮市场化改革中激活农村土地红利 ， 让农村、农民在城镇化进程中充分享受改革成果？在十八届三中全会后 ， 各地有关土地制度改革的热潮涌动不息：农村经营性建设用地的出让、租赁、入股及综合开发利用 ， 承包地经营权抵押、担保及流转信托、规模经营 ， 征地过程中让农民获得更多的土地增值收益 ， 等等 。
这一系列带有突破性意义的试验 ， 在我国各大产业园区表现得尤为集中和突出 。 笔者多次接触并深入沿海产业园区调研发现 ， 支撑沿海地区经济发展的逻辑可概括为“四个红利”：一是人口红利 。 集中体现为大量中西部地区劳动力和沿海地区农村人口的红利 ， 劳动力的富足为产业发展贡献了大量“剩余价值” ， 大大支撑了地方税收 。 二是土地资源红利 。 处于相对强势地位的政府和开发商 ， 在“土地价值未明朗”的情况下 ， 以“廉价”方式将土地转成经济发展的宝贵资源 ， 即以不对等的博弈方式把农村耕地用地转化为建设用地 ， 政府从中拿得到丰厚的土地红利 。 三是资产增长的红利 。 近年来土地价格以几倍、几十倍的速度增长 ， 实际上解决了土地融资的问题 ， 使得产业园区能够不断实现“滚动”开发 。 四是沿海地方先行先试的政策红利 。 上海、深圳等沿海地区率先拿到“土地批租”等土地使用上的灵活政策 ， 加上一系列产业扶植政策 ， 使得沿海地区具备了先天的资本吸附能力 。
“四个红利”的核心 ， 在土地 。 当前 ， 中国经济发展的“牛鼻子”是土地政策 ， 任何经济发展都和土地政策有关 ， 经济活动的生产要素中 ， 土地最核心 。 沿海地区的经济开发区建设和城市化进程之所以总体呈健康发展态势 ， 就在于抓住了“四个红利”的发展机遇 ， 形成了产业高地 ， 才有了可持续发展的可能性 。 相对而言 ， 中西部地区发展举步维艰 ， 某种意义上 ， 是因为没有“四个红利”的助推 ， 土地价值没有提升、没有形成比较优势 。
农村集体土地不能一征了之
如今 ， 我国产业园区数量呈快速飙升态势 。 产业园区经济的发展 ， 必然要求更多的土地投入 ， 而城镇国有建设用地可供量日益减少 ， 成为稀缺 ， 客观上为农村集体建设用地流转提出了需求 。
城市化建设这么多年 ， 城市里靠征收居民不动产搞增量开发的空间已经很少了 ， 现在新增用地主要靠征收农村的集体土地 。 过去工业化时期 ， 集体土地都被假定为农用地 ， 征地补偿都是按被征土地上一年度的农业收入的一定倍数计算 ， 这很不公平 。 集体土地一旦被纳入城市建设规划 ， 就只能由政府征收后出让给土地使用者 ， 而农村集体组织和农民个人不能将自己的土地资源加入城市化过程和分享土地开发的增值收益 。 集体土地征收制度改革的未来预期应该是限制征收、鼓励流转 ， 限制土地财政、发展土地市场 。 要淡化征收的强制性 ， 强化征收的平等性 。
征地是政府行为 ， 政府应当承担起安置被征地农民的责任 ， 帮助失地农民完成从务农到务工 ， 从农民到市民的转变 ， 给失地农民提供稳定的长远生计保障 。 政府投资开发农村土地 ， 将“毛地”变“熟地” ， 让“农民”变“居民” ， 之后必须为农民提供商品房居住 ， 还有承担养老费用 ， 这是最起码的条件 ， 此外 ， 还必须解决农民长效增收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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