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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面新闻|要让年轻人有希望，“学历”需要被祛魅，劳动需要有保障( 三 )


成年人不应该沆瀣一气 ， 从这场转型中牟利 。 在光鲜行业工作的人（如法医）痛苦地告诉我 ， 大学表面上是为他们的职业提供准备的 ， 但其实是在虚假承诺的基础上招生的 。 从这些项目中毕业的学生负债累累：在美国 ， 那些在顶尖大学攻读其他有价值学术课程的学生 ， 负债通常比他们少 。 与梦想职业挂钩的“学位” ， 把他们引入了一个成本高昂的死胡同 ， 而他们其实只需要一个跳板 ， 借以进入一个高成效但不像前者那么诱人的职业 。
在美国和英国 ， 大量缺乏训练的求职者最终进入的是必须依靠较低生产率和相应的较低薪酬才能盈利的企业 。 这样的企业通过在需求下降时裁员 ， 不投入足够资金用于培训 ， 以及排斥工会来节省开支 。 它们学会了应对员工不满导致的高流动率 ， 依赖急切需要工作和容易上当受骗的人来取代那些辞职的人 。 在一些领域 ， 这种低生产率、低成本模式的利润率高于在企业员工身上投资的高生产率、高成本模式 。 在这样的领域 ， 低成本企业将把高成本企业赶出市场 。 这导致人们尽管在作为消费者时获益 ， 却在作为劳动者时受损；因为他们的生产效率变低了 ， 所以他们的收入也变低了 。 用更正式的语言来说就是 ， 市场在技能形成过程中失灵了 。 如果大家在消费时多花一点钱 ， 并从劳动中多赚一些钱 ， 那么大家的境况都会更好 。 但目前没有机制能促使这样的交易承诺链产生 ， 以在总体上带来这种更优的结果 。 这样表述这个问题并不能解决问题 ， 社会需要采取行动来缓解这个问题 。 最低工资法、强制培训费和工会权利都有助于限制企业以牺牲生产率为代价压低劳动力成本 。 举一个关于监管及其后果的简单例子：在巴黎和伦敦营业的同一家连锁餐厅面对的最低工资法存在巨大差异 。 在最低工资高得多的巴黎 ， 餐厅会对菜单与员工进行规划 ， 并为员工提供处理更复杂服务流程的培训 ， 以使每位侍者能够服务的顾客比伦敦更多 。 因此 ， 巴黎侍者的生产效率高于伦敦侍者 。 餐饮的价格没有区别 ， 但平均每位用餐者在巴黎得到的侍者关注比在伦敦少 。 然而最重要的社会差异是 ， 巴黎的侍者赚得更多 。 伦敦的确有很多就业岗位 ， 但都不怎么样 。
在阐述了良好的非认知技能训练应该是什么样子 ， 以及许多年轻人目前被引上的另一条道路后 ， 我们终于可以转向背后的心理学问题了：年轻人会不会更倾向于这个选择 ， 它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
《国富论》所代表的粗糙心理学认为人们只关心钱 。 《道德情操论》所代表的更准确的心理学则告诉我们 ， 人们也关心自己的社会地位：他们尊重别人 ， 并被别人尊重 。 关于人为什么事而后悔的证据证实了我们的直觉：人更在意尊重而不是金钱 。 但即使以金钱为标准 ， 许多英美年轻人也被引入了发展认知技能的死胡同 。 他们这么做是因为目前这样的选择能带来最大程度的同伴间尊重 。 当他们告诉朋友自己要上大学时 ， 那些上不了大学的人就一脸羞惭 。 当他们告诉朋友自己正在攻读法医学时 ， 朋友脑海中浮现的就是影视剧中的光辉形象 。 问题的核心是 ， 人们过于重视认知技能训练 ， 相对忽视非认知技能训练 。 这是英美社会普遍存在的深层次观念 ， 其他人告知年轻人的叙事使他们形成了这样的观念 。 这种观念根深蒂固 ， 以至于你很可能觉得必然如此 。 但实际并不是这样的 。 在这件事上 ， 德国的情况也显示人们对这两种技能可以有不同的排序 。
我可以在这里列举数据 ， 但我是从更个人化的途径了解到这个情况的 。 一位很能干的德国互惠生曾在我家住过一年 ， 她正处于需要选择继续上大学还是转向职业培训的人生阶段 。 如果她愿意 ， 她有足够的认知才能来继续接受学术训练 。 她收到了一些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 但她更想参加由她家乡的一家企业和一所学院合办的职业培训 。 她准备参加的培训课程很有挑战性 ， 甚至有点令人望而生畏 。 她选择的职业是市场营销：这家企业生产的是一种技术上很复杂的设备 ， 也是她将要营销的东西 。 在开始学业的第一周 ， 她和制造该设备的工人一起在车床上工作 。 第三年她在拉美学习西班牙语 。 现在她是该公司的雇员 ， 收入丰厚 ， 生活安稳 。 也许她将与某位英国销售员展开正面竞争 ， 而后者从中学毕业后所得到的训练只是为了得到一个学位 。 我们当时为她的选择感到惊讶 ， 而她对我们的反应也感到惊讶 。 她选择的道路不仅比继续接受课堂教育更具挑战性 ， 而且更能赢得社会尊重 。 无论是为获得尊重还是物质回报 ， 她当时都应当走这样的道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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