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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管所里的优等生|少管所里的优等生：反杀校园霸凌者入狱6年( 五 )


早些年，丈夫在开阳县工作，经常不在家，她工作也忙，却从来没想过撒手让外婆或阿姨们带，要么把陈泗翰一块带到办公室，要么牺牲更多的休息时间照顾陈泗翰，她认为这是自己作为母亲的责任 。陈泗翰转学到瓮安后，她每天晚上都要跟他通一个电话，了解他的日常生活、学习情况 。她觉得自己作为家长，把该做的教育都好好做了一遍，可没有人告诉她，孩子在学校被人欺负了要怎么做？
后来，李荣惠和五姐开车回瓮安，到陈泗翰的二伯家取同学们给他写的联名求情信 。她们目睹了另一起校园暴力，“就在旁边一个小巷子里，几十个学生围着一个孩子打，还有这么长的西瓜刀，他们就你一脚我一脚地踹，那个小孩脸上都是血 。”两个人在车里哭成一团，五姐把车开到二伯家楼下，让李荣惠赶紧进楼再报警 。她们想到陈泗翰，那天是不是也被这么多人围着打？
五姐说，“就是从那一天起，我妹妹才想通了 。好歹昊儿还活着 。”
李荣惠庆幸儿子还活着，可不该儿子背的罪，她不希望就此留在儿子档案里 。李荣惠找了几十个律师，都跟她说八年判得过重，却没有人愿意接这个案子 。申诉材料寄到黔南州检察院，几年下来，光打印费就花了上千元 。始终没有回音 。
唯一的一次，州检察院给她打电话，“李荣惠，把你的材料拿回去” 。她到了那栋新建的大楼，地板锃亮，能映出人影 。从值班的小姑娘手里接过材料，刚下到大厅，她就忍不住蹲在地上大哭了一场 。那一次，李荣惠是真的想过放弃 。但哭完，想到少管所里的儿子，“我们都放弃了就更没人帮他了 。”
少管所里的优等生
陈泗翰说他记不起李明明的模样了 。挨打那天，因为恐惧，他始终垂着头，避免和他们对视 。第二天，从手术中醒来，才得知李明明死亡的消息 。他躺在病床上哭了，他说不清那一刻的感受，极其复杂，既害怕又难过，他对李明明有愧疚，也无法相信自己从此“手上沾血” 。
过去的十五年，他都是最循规蹈矩的那类孩子 。在少管所，父母、代理律师都问过他，未来有什么计划？他说想继续读书 。案子进展不乐观时，他一开口还是说想读书 。父母、律师都感慨过，“孩子是不是被关傻了？”
对他来说，这是自己最熟悉的事情，也是确定自己还是过去那个自己的方式 。
2017年8月，陈泗翰的同学第一次到少管所看他，他们刚高考完，陆续拿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 。李荣惠带了三个同学进去，她记得陈泗翰那天很开心，一直在笑 。月底的亲情电话，陈泗翰第一次主动让她寄课外书过去 。也是在那一年，陈泗翰让家人给他寄了一把吉他 。
劳动回来，只要有时间，陈泗翰就抱着琴练习 。有时候，监室里的二三十个孩子在说话、打闹，他听不清琴声，但只要摸着琴弦，他就感到平静和满足 。娱乐时间过了，吉他被收回去，他就捞出书来看 。音乐和书籍给他建起了一个庇护所 。
洪其俊跟陈泗翰有一些共同爱好，比如练字，有空闲的时间，可以拿笔写字时，两个人并排坐在书桌前临摹字帖 。还有唱歌和弹吉他，他们自己看教材，摸索着练习和弦 。
进少管所之前，洪其俊在班里的成绩勉强够得上中等水平 。晚上和陈泗翰一块值班，他总看到陈泗翰捧着书，值班一小时，陈泗翰就能看一小时 。他试过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那是陈泗翰很喜欢的一本书，提过好几次，“刚开始看的时候觉得没什么意思，看久了好像也还行 。”洪其俊看了很久，最后好像也没看到结局 。
因为表现良好，陈泗翰在2017年被任命为班组长，协助管理一个监区的二三十个少年 。监室是另一个江湖，里面的孩子大多脾气暴躁，三天两头就能因为一些小事起冲突 。“当时很多人都觉得我做不了，我都觉得我做不了 。”他说 。
陈泗翰在少管所里做的最多的事是观察和思考 。刚去的时候，他一句话都不想说 。可是很快他就发现，少管所也是一种集体生活，“你不说话可能别人会想歪，反而不好 。”他观察别的老犯，学习如何快速适应这个环境 。观察其他班组长，学习好的管理方式 。还要观察监室里的其他孩子，有人起了冲突，白天参加劳动，他手上在动，脑子里在想，如果是我和别人发生冲突了，我会怎么化解？想清楚了再跟监室的孩子沟通解决方法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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