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焱：循吏、酷吏与干吏
司马迁的《史记》有一个创意 ， 即在列传之中特设“循吏”、“酷吏”两目 ， 这一体例为他身后撰写正史的史家所承继 。 据有人统计 ， “二十四史”中有十九史设有《循吏列传》 ， 另有十史设有《酷吏列传》 。 这真正可以称得上是为华夏纪传体史书发凡起例 。《史记·循吏列传》共有五人 ， 都是春秋战国时代的人 。 明代学人方苞说 ， “循吏独举五人 ， 伤汉事也 。 史公欲传酷吏 ， 而先列古之循吏以为标准 。 ”他认为 ， 司马迁将循吏与酷吏对举 ， 是意在以古代反照汉代但有酷吏 ， 可谓深得史公文心 。何谓循吏 ， 何为酷吏？过去一般认为 ， 循吏重视教化 ， 酷吏严格执法 。 其实 ， 这种看法极为皮相 ， 过于简单化了 。 太史公在《自序》里说 ， 循吏是“奉法循理之吏 ， 不伐功矜能 ， 百姓无称 ， 亦无过行” 。 史公的定义其实十分精准 。 循吏尊重法治 ， 讲究理性；所谋在于长远 ， 不追求当下的效果 ， 不做浅薄的政治秀 ， 所以没有耸动视听的效果 。 而酷吏的所谓“重法” ， 其实不过是锻炼周纳、罗织罪名 ， 入民以罪 。 汉代名臣严延年的母亲曾斥责她的儿子：“幸得备郡守 ， 专治千里 ， ……故乘刑法 ， 多刑杀人 ， 欲以立威” 。 这大抵属于酷吏之所为 。 清人戴震更指斥酷吏是残民以逞 ， “以法杀人” 。 而循吏则如史家班固所说：“所居民富 ， 所去见思 ， 生有荣号 ， 死见奉祀 ， 此庶几廪廪德让君子之遗风矣 。 ”不过历览载籍 ， 两者之外 ， 还有一种类型是“干吏” 。 所谓“干吏” ， 古代本指一种地位低下的官吏 ， 后来则逐渐与“能臣”联用 ， 可见具有褒扬的含义 。 干吏一般娴于吏道 ， 遇到棘手事务 ， 快刀利斧 ， 干练非常 ， 故而为人称道 。 史公为何不为这一类型的官吏立传？难道是他的疏忽吗？我们从历史上干吏致治的手段来看 ， 循吏“奉法” ， 近于现代人所说的“法律主治” ， 是用“常规政治”的手段加以应对 ， 使秩序可以不断拓展 ， 以实现长治久安 。 而酷吏则信奉“例外政治” ， 往往为了实现当下的目的而罔顾将来 ， 其所用手段“可以行一时之计” ， 而不可以为典则 ， 难以持续 。 两者从根基上说 ， 有法治与人治之别 。 借用英国政治哲学家奥克肖特的术语 ， 循吏追求的是“法律主治的秩序”（nomocratic）；而酷吏追求的是“目的统治的秩序”（telocratic） 。 后者粗看起来 ， 快刀斩乱麻 ， 真个是猗欤盛哉！但是因为破坏了法治——这一文明最重要的器械 ， 所以当下看来似乎干脆 ， 好像是解决难题的行家里手 ， 但就后果言 ， 实际上如治丝理纷 ， 愈治而愈乱 。 尽管表面上看 ， 都是所谓“干吏” ， 但实质上却有天壤之别 。 究其实 ， 所谓干吏 ， 依然不出循吏与酷吏两类 。 由此看来 ， 太史公深远矣！自秦汉以降的两千年政制 ， 以君主与吏胥共治为其最高理想政制 。 晚清的名臣郭嵩焘有言： “汉、唐以来 ， 虽号为君主 ， 然权力实不足 ， 不能不有所分寄 。 故西汉与宰相、外戚共天下；东汉与太监、名士共天下；唐与后妃、藩镇共天下；北宋与奸臣共天下；南宋与外国共天下；元与奸臣、番僧共天下；明与宰相、太监共天下；本朝则与胥吏共天下耳。 ”可不慎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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