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依之地|露营车轮上的美国梦


无依之地|露营车轮上的美国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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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婷(IC photo/图)
本届威尼斯影展最高奖项金狮奖 , 被美国华裔导演赵婷夺得 , 已经让人高呼意外 , 更意外的是 , 她拍摄的不是华裔导演拿手的海外华人生活纠结 , 而是很“穷白人”的“车居族”“新游牧族”(Nomadland , 也是电影名称)的人生 , 苍茫率性又处处碰壁的另一种美国梦 。
我尚未有机会看到这部电影《无依之地》(据说年底公映) , 但去年我就读过电影原著 , 台湾译作《游牧人生》 , 洁西卡·布鲁德所采写的纪实文学 。 我写下过这样的读书笔记:
“这些新时代的‘下流’阶层最令我钦佩的是他们的自矜和乐观 。 跳出他们一团糟的财务状况 , 仍能发现这种生活不完全是迫于无奈 , 也不是自欺欺人 , 这群人无意之间在进行新的拓荒:在一个未知的新经济领域里 , 这个新经济基于反对消费主义的条条框框……他们之间是相濡以沫 , 亦是相忘于江湖 。 如果说所谓的美国梦在二十一世纪还存在 , 这些人发明着一种从美国梦偏移而来的独立 , 他们在轮子上建立了一个白宫与华尔街以外的平行美国 。 ”

据说电影虽然走剧情片路线 , 但主角Fern基本忠实于小说里的真实人物琳达 , 是一位虽然挣扎在贫穷线上但依然对自由、一无所有的自由抱有赤诚向往的初老女子 。 我当然非常好奇“纪实”与“虚构”之间的转换和微妙的界线 , 正是后者才考验导演功力 。
未见《无依之地》 , 却意外看到一部相似题材的2019年美国电影《长路简史》(The Short History of the Long Road) , 导演也是女性 , Ani Simon-Kennedy 。 必须承认 , 女性视角处理这种左翼题材 , 别有一番况味 , 前年意大利女导演Alice Rohrwacher《幸福的拉扎罗》和黎巴嫩女导演Nadine Labaki的《迦百农》都能印证——胆大心细 , 伤口中取光是她们的强项 。
《长路简史》画风自然细腻 , 讲父女情克制而极其窝心 , 尤其想到电影在十八分钟之后女儿真正进入“无依之地” , 父亲的“幽灵”其实陪伴了她接下来的每一个关键的抉择——这一点让身为有女之父的我 , 心有戚戚焉 。 老实说 , 这世上很多父亲 , 活着时都不能做到这点 , 何况死后 。

父亲克林特的抉择是什么?就是从心所欲、不为物累 , 摆脱消费主义的操控顺流而下 。 他带着女儿过“在路上”的生活 , 却有别于前述的Nomadland , 也有别于远祖Beat Generation(“垮掉一代”)的那些潇洒漫游者 , 他有他唯一要负责的人:女儿诺拉 。 诺拉直到孤身找到生母谢拉 , 才知道克林特在破产后毅然接手女儿的抚养 , 并为了这彻底戒酒 。
在某次完成对法拍别墅的安那其式(Anarchism , 无政府主义)入侵之后 , 克林特对女儿说:“他们有后院有私人泳池而我们有自由 。 ”这让我想起美国梦的最早叛逆者之一、诗人艾兹拉·庞德的一首诗《顶楼》:
来 , 让我们可怜那些境况比我们好的人 。
来吧 , 我的朋友 , 记得
那有钱人有管家却没有朋友 ,
我们有朋友却没有管家……
但诺拉比她老爸现实一点 , 马上接话说:“现在只有一大堆脏衣服 。 ”脏衣服的意象后来出现了三次 , 第一次是克林特和诺拉把脏衣服绑在车子外面去洗车 , 同时就“洗干净”了衣服 。 第二次是克林特死后 , 诺拉把他的脏衣服都扔进旧衣回收桶 , 旋即后悔痛哭 。 第三次是诺拉短暂寄居在一个善心基督徒家中 , 习惯性地把洗好的衣服晾在后者的吊灯上面 , 无意挑衅了后者的中产阶级家居礼仪 。

脏衣服其实是他们最后也是最好的盔甲 。
最后一次冲突后 , 诺拉想起和父亲一次星空下的对话 , 一只章鱼的脱逃故事 , “显然章鱼不适合水族馆” , 父亲这句话像是预言 , 于是她就离开了寄居的中产家庭 。 这句话也解答了我在电影前半段的疑惑:特立独行的父亲如何处理孩子羡慕普通人的生活?我们家虽然不能做到像克林特那样放弃居所和学校教育 , 但坚持不让孩子看电视和接触电玩 , 孩子最近也开始质问我们:“为什么别的同学都能看电视和玩电子游戏?”——就像诺拉问克林特:“为什么我们每次看电影都不看到结尾?”(因为克林特认为结尾可以自己猜到 , 这是观者的自由和乐趣所在 。 )
这个克林特差少少就是塞林格 , 写《麦田捕手》(又译《麦田守望者》)的塞林格 , 终生以隐居来远离美国社会 , 他后期作品“西摩(Seymour)系列”里的西摩兄妹也是不适合水族馆的天才章鱼 , 最后陷于社会视为怪人的目光中 , 因为孤高而困顿甚至自杀 。 克林特是猝死的 , 就在前往诺拉出生地的路上 , 他的遗言是:注意那些火箭 。 他死前最后一个动作是锁煞车 , 确保女儿的安全 。

死于得州 , 到不了奥尔良 。 其后诺拉自己寻找生活的答案 , 电影没有走向许多社会议题片或者惊悚片那样的险象环生 , 是她遇见的美国人都太善良了吗?还是因为尊敬她的勇气?有的人试图感化她“回归正常” , 更多的人对她惺惺相惜 , 像入侵法拍屋的朋克青年 , 像开更大露营车的老夫妇 , 像汽车修理厂的墨西哥移民……美国梦向来有这一面 , 对“法外之徒”的艳羡和宽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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