晒丹凤|苏云龙：《远去的矿山》：一部有价值的小说( 二 )
《远去的矿山》的人物塑造还具有众声喧哗的“复调”特色 。 “复调”本是交响乐中多声部同时演奏、互不相涉的音乐模式 。 著名文艺理论家巴赫金在审视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时 ， 发现其在文学作品中也展现出了“复调”式的音乐属性 ， 这种音乐属性集中体现在小说人物的对话中 ， 就是主人公们你说你的 ， 我说我的 ， 各持论调 ， 互不相让 ， 拒绝理解 ， 难以沟通 。 “复调”式对话在现实生活中是广泛存在的 ， 它的本质是人们各自的意识局限和本位主义 。 《远去的矿山》中 ， 赵忠孝与袁秀英虽然共度一生 ， 但他们的价值观、他们的生活理念都不属于同一声部 。 夏红与二红 ， 他们的发声也不在同一声部 。 夏红好像是母亲那一声部的 ， 但她又好像仅仅是一缕浅浅的和声；二红好像是父亲那一声部的 ， 可她迸发出了属于自己的铿锵 。 袁秀英解救被捆绑的霞时 ， 她那一记高音 ， 是大山妈俊玲妈们完全无法相和的 ， 而肖甫光为工友们料理后事发出的激扬之声 ， 更是所有声部里最为高昂动听的旋律 。 至于徐碧虹与她的街坊邻居们 ， 她们的声部就更加难以协调 。 在小说中秦州这一张网络化的场景中 ， 人们纷纷登场 ， 一一发出自己的声音 ， 人物愈多 ， 声部越杂 ， 众音齐奏 ， 众声喧哗 ， 而万千世相、人情人性 ， 就在这喧哗的“复调”中原形毕露 。
本文插图
《远去的矿山》对当代文学的另一个价值 ， 在于它的“史骨” 。 并非说以小说形式为铜川矿工树碑立传 ， 它就具备了“史骨” ， 从这个层面上讲 ， 它最多算是具备了“史貌” 。 这里所谓“史骨” ， 是从董狐到司马迁再到杜甫的那种秉笔直书、真实记录、不遮掩、不避讳的写史风骨 。 它是写史者的真正骨气和脊梁 。 东篱正是以这样一种风骨来写 ， 对于真实发生的历史事实 ， 不刻意美化或丑化 ， 只在忠实记录的基础上进行艺术化处理 ， 故而读来觉得客观、实在、可信 。 《远去的矿山》正是以这样一种史家态度 ， 真实记录了铜川矿工群体在时代风云变幻中的人生际遇和周遭生态 。 这种际遇和生态 ， 作者本身就是亲历者 ， 有着无尽的自身体验资源可供提取 ， 比如那些融在血脉中的生活细节 ， 比如那些文本中随处可见的最本色化的矿工语言 。 这些细节和语言如此丰富、饱满、剔透、鲜活 ， 局外之人仅凭想象根本难以落笔 ， 更不用说写得如此绚烂多姿 。 单就这个层面来说 ， 《远去的矿山》其实比《平凡的世界》走得更远 。 同时 ， 我也生出一种猜想 ， 《远去的矿山》创作的最初目标 ， 可能在于记录那时那处那段历史 。 作者截取了几个主要人物开始记录 ， 然而在记录的过程中 ， 那些记忆深处的人物却一个个你推我搡、争先恐后地在笔端涌现 ， 让一个着意记录历史的过程同时成为成功树碑立传的过程 。
东篱的小说语言粗粝简捷、富于力度 ， 为《远去的矿山》中人物的成功刻画和矿工生态的传神描绘增添了活力和色彩 。 同时 ， 她又具备熟稔的叙事技巧 。 比如 ， “我”“母亲”“远去的矿山”之间的情感关系 ， 显然是小说的一条主线索 ， 然而小说对“我”身世的揭示 ， 则在我对远去的矿山的敌意和我在远去的矿山家中的成长等诸多描述之后才迟迟交代 ， 这种延宕 ， 能够充分调动读者的注意力 ， 提升读者的期待 ， 同时也便于在结构上实现艺术的再调控 ， 生成一种从容不迫的叙述节奏 。
《远去的矿山》当然也存在一些不足 ， 比如在整体呈现上 ， 就稍显散漫 ， 其收拢程度、紧实程度方面 ， 还可删繁就简 ， 将叙述的水分捏一捏 ， 这样形式上就会呈现出一种与表现内容相互辉映的力度 。 另外 ， 语言的纯度也可优化 ， 整部小说的语言风格可以处理得更统一一些 ， 以语言的炼金术强化内容 ， 锐化形式 ， 达到形式内容的高度和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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