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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年|为什么中国制造“可以被模仿，但很难被超越”？( 二 )


然而 ， 耀眼的火花是短暂的 。 1978年 ， 何彬离开泰兴 ， 任上海民族乐团团长 ， 不再与溪桥乐器厂有直接关联 。 而此时工厂的运转举步维艰 ， 最大的问题不在于生产提琴的技术 ， 毕竟老师傅们的手艺没得说 。 问题在于 ， 工厂的管理一塌糊涂 。
溪桥乐器厂虽然有过高光时刻 ， 但那时太依赖于何彬的个人能力 ， 从根本上来说 ， 它还是个乡镇企业 。 工厂就建在村里 ， 厂里的员工实际都是农民 ， 只不过获得了一个工人的身份 ， 但远不是真正意义上的产业工人 。 厂里出了问题 ， 最常见的解决方式就是打架 ， 甚至工人打厂长都不是新鲜事 。 方圆10公里内就没人愿意去乐器厂当厂长 ， 勉为其难上任的厂长基本上都干不到一年 。

即便如此 ， 在计划经济时代 ， 曾经的高光时刻也足以让溪桥乐器厂活下去 。 可是到了改革开放之后 ， 市场调节的作用逐渐受到重视 。 1980年2月7日《****》发表评论《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 ， 强调：社队企业要发展 ， 就必须在生产和经营上实行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 ， 充分重视市场调节的作用 。
这样看来 ， 溪桥乐器厂注定是会被淘汰的 。 除非 ， 能有一个真正的企业家出现 ， 挽狂澜于既倒 ， 把它改造成一个真正的现代企业 。
这个真正的企业家居然真就出现了 ， 他叫李书 。
李书一上任就打破了工厂持续多年的铁饭碗模式 ， 还迅速整治了工厂混乱多年的秩序 ， 但这只是满足了让工厂活下去的一个基础前提 。 在他刚接手溪桥乐器厂的时候 ， 厂里的总资产是17.8万元 ， 可是光是欠银行的贷款就有54万元 ， 外面欠的材料款有23万元 ， 内部还欠着工人8个月工资——工厂完全资不抵债 。 李书在把工厂秩序稳定下来后 ， 最先想到的还是去上海提琴厂找订单 ， 可是乐器厂已经困窘到连李书去上海的10元路费都拿不出来 ， 他只好回家背了一筐鸡蛋和数十斤小麦到镇上卖掉 ， 勉强凑出了往返上海的路费 ， 拿回了订单 。

问题是 ， 要把订单上的产品生产出来 ， 还得去购买材料 ， 这笔钱可没法靠卖鸡蛋凑出来 。 李书想到去公社里的农村信用社贷款 ， 可是信用社根本不理会他的贷款申请 。 坚持了一周后 ， 李书被迫跑到公社党委书记家 ， 说自己作为厂长 ， 想为厂里借2万元的生产经费都借不到 ， 只能辞职 。
公社党委书记立刻给信用社主任打电话 ， 主任便说明了事情原委：乐器厂借钱从来就没打算还 ， 现在还欠着几十万呢 ， 所以不能再借 。 李书马上做出回应 ， 对信用社主任说：“你只说对了一半 。 过去借的从来没还过 ， 这是事实 ， 欠你几十万 ， 这也是事实 。 但这里面可有一分钱是我借的？如果我借了钱也不还 ， 那你以后一分钱都别再借我！但是我要告诉你 ， 如果你这次不借我钱 ， 我这厂马上就死掉 ， 之前欠的那几十万你找谁要去？”在一番软磨硬泡下 ， 公社党委书记又做了些工作 ， 李书才拿到了2万元的贷款 ， 并且和信用社约定 ， 30天后一定偿还 。

可是工厂的生产周期远远大于30天 ， 也就是说 ， 30天后 ， 李书是还不上贷款的 。 到了第20天 ， 李书开始四处借钱 。 不管是亲戚朋友还是街坊四邻 ， 只要人家有几分钱 ， 他都要借出来 ， 还记了整四大页的欠款明细 。 终于在第28天的时候凑出了2万元 。 李书背着一个大书包 ， 到信用社哗啦一下把钱都倒在桌子上 ， 信用社主任点了许久才确认这些一共2万元 。 李书对信用社主任说：“我说30天还 ， 现在才28天 ， 我2万元就都还上了 。 所以 ， 未来你是不是还可以放心借我钱呀？”溪桥乐器厂的融资能力 ， 就这么艰难地建立起来了 。
在李书临危受命之际 ， 中国正处于转型的过渡阶段 ， 要想在困境中突围 ， 企业家就必须既有冒险精神又能创造性地寻找办法 。 阅读那段时期的企业史你会发现 ， 那一代的企业家找到了千奇百怪的办法 。 这些办法绝大部分都处在一种难以界定的灰色地带——甚至连这么说都不准确 。 那是一种无法用黑白灰三色来界定的状态 ， 只能称之为“野蛮生长” 。 正是这种野蛮生长 ， 让困顿的中国经济获得了腾飞的必要前提 。 理解那一群人 ， 是我们理解中国经济成长的必要一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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