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李丹婕:薛爱华与《朱雀》的写作背景


北京联盟_本文原题:李丹婕:薛爱华与《朱雀》的写作背景
薛爱华与《朱雀》的写作背景
李丹婕
北京大学中国古代史研究中心|李丹婕:薛爱华与《朱雀》的写作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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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薛爱华几乎同时代的西方唐史大家杜希德(Denis Crispin Twitchett , 1925—2006)曾说 , 真正理解一段历史 , 必须对那个时代的全部有所感知 。 如果说杜希德是从政治、经济、制度等多方面考察唐代历史 , 那么薛爱华就是从气味、滋味、声音、色彩等感官系统进入唐朝的 , 正如《朱雀》最后一章所写的那样 。 然而 , 薛爱华这种打通文学、历史和宗教的取径 , 虽然对此后研究中古中国文化的西方学者影响深远 , 但诸如《唐代的外来文明》《朱雀》此类的研究却近乎绝迹 , 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 。
抱憾之余 , 我们必须对这一现象所反映的西方汉学发展的多重面向及其背后复杂的历史动因进行仔细辨析和深入反思 , 如此才能真正了解一位史家和一个时代的洞见与不见 。
1995年吴玉贵先生将薛爱华教授(Edward H. Schafer, 19131—1991)的 The Golden Peaches of Samarkand: A Study of T’ang Exotic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3)一书译成中文 , 以《唐代的外来文明》之名出版 。 此后 , 这本研究唐代舶来品的专著和劳费尔(Berthold Laufer , 1874—1934)的《中国伊朗编》( Sino-Iranica:Chinese 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in Ancient Iran, 1919;林筠因中译本 , 商务印书馆 , 1964年) 一道 , 成为了解中古中国社会史与物质文化的重要参考著作 , 薛爱华也由此为中国中古史学界和广大读者所熟知 。 身为汉学家的薛爱华 , 其学术生涯开始于上世纪五十年代 , 以《闽帝国》( The Empire of Min , Charles E. Tuttle Company, 1954) 一书的出版正式发轫 , 直到去世前六年出版最后一本书《时间之海上的幻境:曹唐的道教诗歌》( Mirages on the Sea of Time: The Taoist Poetry of Ts’ao T’ang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5)。 薛爱华绵延三十余年的学术生涯可说硕果累累 , 相比而言 , 自《唐代的外来文明》中译本出版以来的二十年间 , 我们对这位学识渊博、思维敏锐的汉学家的认识是难以匹配的 。
近日在程章灿教授的大力推荐和努力之下 , 我们又得以看到薛爱华两本著作的中译本 , 分别是《朱雀:唐代的南方意象》( The Vermilion Bird: T’ang Images of the South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67) 和《神女:唐代文学中的龙女和雨女》( The Divine Woman: Dragon Ladies and Rain Maidens in T’ang Literature ,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73), 皆由北京三联书店出版 。 这两本书的出版 , 带给我们再一次领略唐代文学与历史丰富内涵的宝贵契机 , 同时更重要的 , 让我们借以重新窥得薛爱华令人钦佩的博识、洞见与才情 。 薛爱华去世后 , 其私淑弟子、中国古典文学家柯睿教授(Paul W. Kroll)在回忆文章中称 , 薛爱华是“过去四十年美国中古中国研究的同义词” , 这句话也被印在《朱雀》《神女》两册中文本的封底 , 一方面反映出薛爱华对二十世纪后半叶美国中古中国研究的贡献 , 另一方面则意味着 , 薛爱华在中古中国几近于百科全书式的研究规模 , 成为后人仰之弥高的一座学术丰碑 。

正是基于由物及人与以人观物两条线索的复调式书写 , 《朱雀》可以说是两个南方的叠加 。 作者意在考察中古时代南方对于唐人知识构成的贡献及其对唐人的感受、情感以及想象力的影响 , 同时这些观念变化如何改变着这片土地 。
《唐代的外来文明》一书所反映的研究风格 , 吴玉贵先生已经在译者前言中有详实的介绍;关于薛爱华教授教育背景和学术生涯 , 程章灿先生也已撰写专文 。 本文在先贤论见的基础上 , 着重围绕《朱雀》一书的内容、特色和写作背景 , 来进一步反思薛爱华的学术风格的形成及其带给我们的启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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