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山水之乐：浅谈中国古代的旅游文化
_原题是：山水之乐：浅谈中国古代的旅游文化
在中国古代 ， 游山玩水是士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 。 “山水之乐”被认为是读书人应有的爱好 ， 彰显出“君子”特有的清高品格和文化品位 ， 其意义远远超出单纯的旅行或娱乐 。 这一旅游文化现象的形成及其价值的提升 ， 是儒家与道家思想互补交融的结果 。
道家崇尚“见素抱朴”（《道德经》）“法天贵真”（《庄子·渔父》）“素朴而天下莫能与之争美”（《庄子·天道》） 。 山水景物代表自然与天工 ， 与人为斧凿的庙堂都市恰成鲜明对比 ， “山林欤！皋壤欤！使我欣欣然而乐焉”（《庄子·知北游》） 。 东汉末年 ， 道家思想的影响渐增 ， 有人即指出旅游之乐合乎老庄悟道之旨 ， 仲长统《乐志论》曰：“蹰躇畦苑 ， 游戏平林 ， 濯清水 ， 追凉风 ， 钓游鲤 ， 弋高鸿 。 讽于舞雩之下 ， 咏归高堂之上 。 安神闺房 ， 思老氏之玄虚；呼吸精和 ， 求至人之仿佛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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迄魏晋南朝 ， 玄学盛行 ， 老庄之道上升为士大夫阶层的流行信仰 ， 山水游览随之风靡 。 其时士人习惯将观赏自然风光与回归人的自然本性联系起来 ， 如陶渊明的名句“久在樊笼里 ， 复得返自然”“少无适俗韵 ， 性本爱丘山”等 。 由于视山水为自然之道的体现 ， 也就视玄理与山水如同一物 ， 戴安道《闲游赞》内有一段经典的论述：“昔神人在上 ， 辅其天理 ， 知溟海之禽 ， 不以笼樊服养；栎散之质 ， 不以斧斤致用 ， 故能树之于广汉 ， 栖之于江湖 ， 载之以大猷 ， 覆之以玄风 ， 使夫淳朴之心 ， 静一之性 ， 咸得就山泽 ， 乐闲旷 ， 自此而箕岭之下 ， 始有闲游之人焉 。 ……彼闲游者 ， 奚往而不适 ， 奚待而不足？故荫映岩流之际 ， 偃息琴书之侧 ， 寄心松竹 ， 取乐鱼鸟 ， 则淡泊之愿于是毕矣 。 ”在当时的文人创作中 ， 山水与玄理的结合很常见 ， 两者相互渗透 ， 使山水景物升华为士大夫可以恣意遨游的一方自在、自得的天地 ， 旅游活动从而获得了返璞归真、追求逍遥自得的象征意义 。
山林既然在樊笼之外 ， 于是变成隐逸的代名词 。 这样 ， 便掺杂了入世和出世的矛盾 。 在儒家传统中 ， 原本存在仕与隐的对立 ， 所谓“天下有道则见 ， 无道则隐”（《论语·泰伯》）“穷则独善其身 ， 达则兼济天下”（《孟子·尽心上》） 。 孔子对隐士们的评价是“不降其志 ， 不辱其身”（《论语·微子》） 。 由此可见 ， 隐逸包含着强烈的不满和反抗现实的意味 。 但玄学家们努力调和“名教”与“自然”（即儒家与道家）的关系 ， 提出朝隐说：“夫隐之为道 ， 朝亦可隐 ， 市亦可隐 。 隐初在我 ， 不在于物 。 ”（《晋书·邓粲传》）有人甚至断言：“大隐隐朝市 ， 小隐隐陵薮 。 ”（王康琚《反招隐诗》）著意于林泉之下、脱略形骸的隐者不过是格局狭窄的“小隐” ， 而恣意所适、安闲朝市的才算“大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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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入世与出世的关系上 ， 儒家与道家从矛盾一变而为互补交融 ， 郭象诠释《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 ， 有神人居焉”一段时强调：“夫神人即今所谓圣人也 。 夫圣人虽在庙堂之上 ， 然其心无异于山林之中 。 ”尽管在乱世与衰世 ， 隐居山林仍然具有不合作乃至抗争的意蕴 ， 但鱼与熊掌兼得的逻辑从此占据士文化的主流 ， 居官入仕享受世俗的成就 ， 同时纵情山水获取精神上的满足 ， 入世而又出世 。 山水之乐不再是消极避世的选择 ， 而是与功名富贵并行不悖的另一种精神追求 。 游风兴盛之下 ， 还出现了一种奇特的柏拉图式精神旅游——“卧游” 。 始于晋宋间的名人宗炳 ， 其人“好山水 ， 爱远游” ， 晚年时将一生游历过的山水风光“图之于室” ， “澄怀观道卧以游之” 。 这一纸上行游的精神娱乐变成著名典故 ， 为后世众多士大夫所效仿 。
唐宋时期 ， 朝隐说进一步发展为吏隐说 ， 谓不以利禄萦心 ， 虽居官而犹如隐者 。 回归自然的旅游之乐是吏隐者的精神寄托 ， 在文人作品中屡见不鲜 ， 如白居易《江州司马厅记》云：“江州左匡庐 ， 右江湖 ， 土高气清 ， 富有佳境……苟有志於吏隐者 ， 捨此官何求焉？”宋王禹偁《游虎丘》云：“我今方吏隐 ， 心在云水间 。 ”白居易还提出中隐说 ， 阐发官居闲职的生活风味 ， “大隐住朝市 ， 小隐入丘樊 。 丘樊太冷落 ， 朝市太嚣喧；不如作中隐 ， 隐在留司官”（《中隐》） 。 他历数中隐的种种乐趣 ， 首先就是旅游之乐 ， “君若好登临 ， 城南有秋山；君若爱游荡 ， 城东有春园 。 ”
经过儒道思想的互补交融 ， 追求山水之乐的旅游活动跻身主流文化 ， 成为读书人风雅清高的一个标志 ， 以及文人创作的重要题材 。 山水画论代表作《林泉高致》（北宋郭熙著）生动阐述了“君子”的山水癖：“君子之所以爱夫山水者 ， 其旨安在？丘园养素 ， 所常处也；泉石啸傲 ， 所常乐也；渔樵隐逸 ， 所常适也；猿鹤飞鸣 ， 所常亲也；尘嚣缰锁 ， 此人情所常厌也；烟霞仙圣 ， 此人情所常愿而不得见也 。 ”因此 ， 士大夫阶层中流行一种姿态 ， 即不时表露对功名的蔑视和对仕宦的厌倦 ， 希望挣脱名缰利锁 ， 脱去尘俗之气 ， 归隐田野 ， 留连于佳山秀水之间 ， 过自由闲适的生活 。 即使王安石这样的大政治家也会在登临之际表白：“游者如可得 ， 甘弃万户封 。 ”（《次韵游山门寺望文脊山》）古代“士”的旅游 ， 与现代的大众旅游迥异 。 其在本质上是小众化、精英化的 ， 刻意与“众人”保持距离 ， 目的是暂离名利场上的激流险滩 ， 躲避城市的喧嚣嘈杂 ， 从山水中汲取自在逍遥的精神愉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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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水不仅是旅游观赏的对象 ， 更是“士”的精神家园 。 它的意蕴虽以道家的自然为主 ， 也融入了儒家的比德观 。 儒家有托物言志的传统 ， 《诗经》善用比兴 ， 籍物抒情 。 孔子周游列国 ， 历览名山大川 ， 以山水比德（“智者乐水 ， 仁者乐山 ， 智者动 ， 仁者静 ， 智者乐 ， 仁者寿” ， 出自《论语·雍也》） ， 用自然景观的特性比喻人格意义和社会属性 ， 借以言志 。 随着士大夫游览山水之风的兴盛 ， 这一传统得以发扬光大 ， 如松柏、莲花、“四君子”等 ， 相继成为士大夫品格的象征 。
清康熙帝曾谈到自然景物的比德意义：“至于玩芝兰则爱德行 ， 睹松竹则思贞操 ， 临清流则贵廉洁 ， 览蔓草则贱贪秽 ， 此亦古人因物而兴 ， 不可不知 。 ”（《钦定热河志》卷25《行宫一》）因此 ， 游览山水又称“仁智之乐” ， 被认为是继承了圣贤之心 。 历代大儒往往酷爱旅游 ， 朱熹“每经行处 ， 闻有佳山水 ， 虽迂途数十里 ， 必往游焉 。 携樽酒 ， 一古银杯 ， 大几容半升 ， 时引一杯 ， 登览竟日 ， 未尝厌倦”（罗大经《鹤林玉露》丙编卷三《观山水》） 。 明代王守仁常说自己“生平山水是课程” ， 偶尔还发点道家的感慨：“尘网苦羁縻 ， 富贵真露草 。 不如骑白鹿 ， 东游入蓬岛 。 ”（《登泰山五首》之四）
放意林泉、流连山水的旅游文化 ， 对中国古代的雅文化产生了深刻影响 ， 派生出中国独有的文化财富——山水诗、山水画、盆景以及“虽由人作 ， 宛自天开”的私家园林 ， 而且塑造了富有中国特色的传统审美观 ， 即反对人工斧凿的痕迹 ， 追求朴拙自然之美 ， 向往人与自然的和谐 。
【文化|山水之乐：浅谈中国古代的旅游文化】更为重要的是 ， “寄傲山水”的旅游文化完善了士大夫的文化性格 。 余英时先生认为士是“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个相对的‘未定项’ ， 所谓‘未定项’即承认‘士’有社会属性但并非为社会属性所完全决定而绝对不能超越者” 。 他主要从阶级立场和社会功能立论 ， 但“士”的超越性还体现在超脱世俗的追求上 。 诚然 ， 一般的士大夫多以山水之乐、出尘之想妆点风雅的门面 ， 但又不宜简单视之为虚伪做作 ， 因为庙堂和山林的互补交融是士的理想人格 ， 激励士在心理上与世俗成就保持一定距离 。 特别是当仕途疲倦或官场失意时 ， 山水旅游之乐永远是士大夫的精神寄托 。 正如余英时先生所言：“也许中国史上没有一位有血有肉的人物完全符合‘士’的理想典型 ， 但是这一理想典型的存在终是无可否认的客观事实；它曾对中国文化传统中无数真实的‘士’发生过‘虽不能至 ， 心向往之’的鞭策作用 。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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