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报|王尧：新“小说革命”的必要与可能 | 新批评( 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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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与八九十年代成名的作家莫言、韩少功、李锐分别进行对话 。 图为对话录封面
回到小说本身 ， 我们可以看到小说的艺术创造抱负和探索是在什么样的关节点上被压抑和平庸化了 。 八十年代“小说革命”以及其他文学样式的革命性变化是完成了从“写什么”到“怎么写”的转换 ， 这其中包括了“形式也是内容”、“文学不仅是人学也是语言学”等新知 。 在谈到“先锋小说”的式微时 ， 许多作家和批评家都把后来又重视写什么故事视为重要转向 。 当“怎么写”不再成为一个话题 ， 或者不再是一种抱负和探索时 ， 可以说 “先锋”已经成为常态 ， 但这不意味着常态总能产生“先锋” 。 九十年代以后小说写作的历史表明 ， “写什么”固然是一个问题 ， 但“怎么写”并没有真正由形式成为内容 。
这样的蜕变与小说家和现实、历史之间失去广泛而深刻的联系有关 。 八十年代回到文学自身的“纯文学”重新处理的是文学与政治的关系 ， 九十年代以后在政治之外 ， 文学与市场、新媒介的关系成为重点 ， 但实际上现实世界已经是政治、市场和经济诸多因素的混杂和融合 。 不管语境如何变化 ， 文学总是在一种社会结构中生成的 。 我们之所以追思八十年代 ， 并且对八十年代并不完美的作品进行了历史化处理 ， 很大程度上是因为那些作品是在历史的变动中产生并以文学的方式参与了历史的重建 。 晚清、五四、八十年代（或新时期）的作家和文学 ， 都是在历史的变化中获得了内容和形式 ， 发育了个体和群体 。 现代作家与现代中国变革互动的景观不在 ， 这是我们内心的疼痛 。 我们可以把这种局面的形成归咎于外部因素 ， 我们也可以找到种种在道德上解脱的理由 。 但是 ， 对一个作家而言 ， 他的沉默如果是有所思 ， 那么他的作品会是另外的气象 。 现在需要直面的问题是：作家的沉默 ， 往往是各种能力的退化和萎缩；如果退化和萎缩只是假象 ， 那么这其中的所有策略和聪明对小说创作而言都是一种伤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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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尧著《一个人的八十年代》《作为问题的八十年代》
我在这里不想简化小说家与现实的关系 ， 也不赞成用“紧张”、“妥协”等极端化的词语来形容文学与现实关系的状况 。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的文化批判 ， 仍然是我们处理文学与现实关系的重要思想武器 。 这里的核心问题是 ， 小说家如果没有自己的世界观和方法论 ， 他就不可能创造出一个在现实之外的意义和形式世界 。 当下小说创作一直徘徊在“现实”和“文学性”这两个宿命一般的大词之间 ， 进退维谷 。 这里不仅有距离的问题 ， 还有从感受到审美的转换问题 。 小说家们直面“现实”的眼光确实是钝了 ， 有相当一部分作家理解的“现实”仅仅是被媒介所塑造出来的真实或者是一地鸡毛缠绕的现实 。 “个人主义话语”被庸俗化后 ， 暗渡为单薄自伤的“我自己”的“故事” ， 广袤的世界被缩减成为极为逼仄的“一隅” 。 我并不是以崇高和宏大叙事的名义质疑其他写作的合法性 ， 而是担心久而久之丧失了 “我与世界”的连接能力 。 在这样的现实中 ， 鲁迅是不朽的 ， 但人性已经不完全是阿Q、祥林嫂和闰土式的 。 如果反观自身 ， 我们就知道人啊人已经“进化”到什么程度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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