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本主义|韦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技术批判理论
【作者】郑飞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杂志社
【期刊】《哲学研究》 2017年第5期85-90,共6页
【关 键 词】韦伯 技术批判 现代性 合理化 工具理性
【基金项目】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后期资助项目“对现代社会的复杂性理解：马克思与韦伯比较研究”（编号16FZX015）和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拉克劳与墨菲的政治认同思想研究”（编号15BKS077）的阶段性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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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批判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研究主题。寻溯技术批判的理论渊源，往往都归结为韦伯的合理化理论。从合理化的视角来反思，韦伯把现代技术的本质判定为一种形式合理性。在处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技术批判理论家看来，技术的实质就是形式合理性，技术批判与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存在着一种“路径依赖”关系。在某种意义上讲，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的技术批判理论以韦伯的“现代性诊断”为起点，可以视为韦伯思想的延续。
技术批判是对作为“时代问题” 的技术之理论回应，而这一问题之呈现直接归功于韦伯的“现代性诊断”。合理化构成韦伯“现代性诊断” 的基本研究范式，并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传统中的技术批判理论产生重要影响。韦伯认为，形式合理性和实质合理性涉及事实判断与价值判断的区分。形式合理性是一种事实判断，主要被归结为手段、过程的可计算性，实质上是把目的排除在外的理性计算与权衡，集中表现为工具理性；实质合理性是一种价值判断，其合理性来源于目的自身，集中表现为价值理性。在韦伯看来，形式合理性的实现离不开技术。回顾近代以来的历史，资本主义的产生过程就是形式合理性的逐步扩展，实质合理性的日趋萎缩，“再没有什么神秘莫测、无法计算的力量在起作用，人们可以通过计算掌握一切。而这就意味着为世界除魅”。(韦伯，1998年，第29页)帕森斯在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英译本撰写的《新版序言》里，描绘了“理性的资本主义”体系：“一种细致、系统的理性规划与纪律背景下的取向，它把盈利与‘官僚制’经济组织联系在了一起，同时也与高技术联系在了一起”。(韦伯，2010年，第6页)资本主义的经济活动、官僚制、大众文化等都是合理化的结果。韦伯把现代技术的本质判定为一种形式合理性。在技术观上，韦伯可以一直追溯到亚里士多德。
亚里士多德把人类活动划分为理论、实践和技艺三种基本方式。其中，理论、实践都是以其自身构成目的之活动，技艺则是目的在其自身之外，因而技艺不是自由活动的典范。鉴于技艺活动相对于实践、理论活动的不完整性，故其在亚里士多德那里的地位明显地低于前两种活动。亚里士多德把技艺认定为一种工具性活动，相对于理论活动与实践活动而言，技艺是非完满性的人类活动，并不是自由的。就与活动目的的分离而言，韦伯把技术的本质判定为一种工具理性，与亚里士多德的技术观是一致的。韦伯对技术本质的这种判定，影响了后世很多哲学家的技术观。海德格尔、霍克海默和阿多诺等人，都是在工具理性的意义上来理解技术。海德格尔透视了“现代技术之本质”：“机械技术始终是现代技术之本质迄今为止最为先验的后代余孽，而现代技术之本质是与现代形而上学之本质相同一的”。(海德格尔，第72页)在《启蒙辩证法》中，霍克海默和阿多诺发现工具理性已经成为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支配性原则：“理性成了用于制造一切其他工具的工具一般，它目标专一，与可精确计算的物质生产活动一样后果严重。而物质生产活动的结果对人类而言，却超出了一切计算所能达到的范围。它最终实现了其充当纯粹目的工具的夙愿。”(霍克海默、阿道尔诺，第27页)然而，技术批判成为一种透视社会生活的整体性视角，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才真正全面兴起。
韦伯把“时代问题”归纳为技术问题，这一解读模式导致技术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兴起。基于卢卡奇、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等社会批判理论家大都把工具理性作为批判的对象这一理论事实，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就成为理解技术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兴起之关键。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话语传统中，技术不仅是现代性批判的视角之一，更成为现代性批判的核心问题，这一理论倾向是从其开创者卢卡奇开始的。
卢卡奇对现代性的批判是从分析商品拜物教开始的。在《历史与阶级意识》一书中，卢卡奇通过破解资本主义商品生产之谜，发现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只能通过物来反映这一“物化现象”。他从生产过程领域的形式相同性原则人手，把马克思意义上的“抽象劳动” 判定为“按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精确测量的劳动”，从中抽绎出根据可计算性来调节的合理化原则。合理化原则是卢卡奇用以分析现代商品生产方式、社会生活乃至思想意识的基本框架，这一理论座架来源于韦伯对形式合理性与实质合理性的划分。卢卡奇以合理化来洞察资本主义，将技术批判拓展到生产过程以外的社会生活领域，使得技术不仅作为现代性批判的一般视角，更成为支撑现代性批判的核心。卢卡奇发现，资本主义已经发展出一套在形式合理化原则支配下的法律制度和官僚统治，不仅如此，商品生产领域的“物化”在思想领域表现为一种“物化意识”。卢卡奇将思想史的发展与社会史的考察相联系，把近代资产阶级哲学的“二律背反” 归结为由“物化现象” 所造成的“物化意识” 所起的决定作用，从而认定近代思想意识产生于意识的物化结构之中。既然在对资本主义商品生产的分析中，卢卡奇辩证地发现“物化意识” 的起源问题，那么技术批判就构成解读近代哲学的一种视角。在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辩证法遗产的基础上，卢卡奇为克服现代社会的全面“物化”，不满足在理论上来超越，而是主张寻求一种现实的超越。这样一来，技术批判就不仅仅是一种话语批判，更是作为一种现实批判的原则。由于卢卡奇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史上的开创性地位，技术批判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话语传统中得以兴起，并奠定了在现代性批判中的核心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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