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月谈 | 系统应对中美金融博弈( 二 ) 新冠肺炎疫情这一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前

美联储激进的市场干预，给全球经济埋下了隐患，加大输入性风险：一是美联储成为最后信用担保人，市场风险偏好提升，投资者追逐风险资产可能催生新一轮资产价格泡沫。

二是在今年经济衰退的背景下通缩压力大于通胀，但未来可能给资源进口国带来输入性通胀风险。在全球经济贸易不振的环境下，有可能引发竞争性货币贬值，扭曲全球贸易和供应链体系。

三是加大美元海外融资风险。鉴于全球出现“美元荒” ，离岸美元债市场经历抛售潮。尽管近期情况缓和，但一级市场发行仍受影响，且今年中国离岸公司美元债将迎来偿债高峰。随着境外美元融资成本飙升，债务违约风险上升。

四是警惕美联储实施负利率政策带来的全球溢出风险。目前，美国疫情仍在恶化，市场隐含的美债收益率水平约为-1% 。在现有货币政策空间用尽的极端情况下，美联储选择负利率并非绝无可能。若美债收益率转负，各国中央银行和国际金融机构本已下降的美元资产配置将更加困难，要么持有负收益的美债，要么转换为黄金、其他货币资产甚至风险资产，资产保值增值的压力将明显增大。为此，需要全面守住防范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底线。

危机面前，做到“手里有牌”

在这场危机面前，须坚持底线思维，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做好防范准备。

构建中国金融制裁政策框架。一是必要情况下可冻结美国在华企业的资产，进行深度国家安全审查。二是禁止美国企业在华从事威胁国家安全的相关商业活动，禁止企业和个人采购被制裁美国企业的服务、产品和技术等。三是审查和制裁美国在华金融机构相关不正当行为。可借鉴美国、英国、欧盟等发达经济体的经验，构建中国金融制裁政策框架，特别是设置被制裁实体清单及标准。

加快建立规避性制度安排。须充分做好美发难准备，加快建立规避性制度安排：一是加快构建贯通外交、安全、司法、金融、财政、贸易等领域的预警机制，把境外资产保全作为重要考虑因素，加快制定境外资产分散投资、安全转移的应急预案。二是抓紧设立金融制裁或反制裁主管部门，制定金融制裁与反制裁措施，授予其根据需要冻结境外组织或个人在我国境内资产的权力，并形成多部门联动机制。

加紧构建金融制裁阻断法律框架。应重申《联合国国家及其财产管辖豁免公约》，维护中央银行“自营账户”主权豁免权利。可仿效欧盟阻断法案，尽快制定我国反制裁阻断法律，以立法形式宣告美延伸到其境外的金融制裁制度无效，明文禁止中国政府部门、企业、机构和个人遵守这些“长臂管辖”法律，并向遭受金融制裁的中国政府部门、企业、机构和个人赋予足够的追偿权等。

加快布局重大金融基础设施建设。一是抓紧完善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建设，加快推动CIPS与欧洲的贸易往来支持工具(INSTEX)、俄罗斯的金融信息传输系统(SPFS)合作，建立国际支付结算的替代通道。二是加紧开发基于区块链的法定数字货币。三是完善熊猫债市场建设，推动境外和多边金融机构在华发行人民币债券，加快推动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四是重新确立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以及全球“超级联系人”的地位。根据香港金融管理局的数据，香港离岸市场人民币支付的全球占比保持在70%以上。香港还是内地公司向香港国际投资者募集资金的重要市场。进一步支持香港人民币离岸中心。粤港澳大湾区可以先行先试，进一步做大做强离岸人民币市场，提升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