体制内的觉醒者( 二 )
吉拉斯有学生问 ， 为什么苏共和中共都没有出现像吉拉斯这样的人物?我们那些被罢黜和被监禁的高官为什么结不出什么果子来?为什么处死和监禁都禁锢不住他们的思想?各种条件苛刻很难恰好具备 。 它不仅需要有理论功底和文字驾驭能力、有思辨能力和批判性 ， 还要有高屋建瓴的大视野以及对这套体制的全方位思考 ， 更需要勇气 。 一般来讲 ， 走上高位的人所有上述功能都会退化 ， 或者说台上台下分裂人格 ， 仅一顶乌纱帽就会耗尽个人的全部精力 。牢狱和软禁没有使吉拉斯早亡 ， 反而使他看到了东欧剧变 ， 活到了1995年 。 历史赋予了吉拉斯太多的“恰好” 。 苏共也有一些老牌政治人物活到了苏联剧变 ， 比如1911年就入党经历过几朝的元老、当过苏联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卡冈若维奇(1893-1991) ， 老年时唯一的娱乐就是打牌 。 其他老人都不愿和卡冈诺维奇一起玩牌 ， 总是轰他走 ， 称他为“杀人凶手” ， 他就委屈的掉眼泪 ， 连普通工作人员都鄙视他 ， 这种人仅仅是活着而已 。体制内觉醒者罕见有两个原因：第一 ， 是一个权力淘汰机制设定了 ， 有批判能力反思能力的人活不下来 。 在这样的善良淘汰机制里 ， 越往高层真正的理想主义而且从人类文明着眼的人越少 。 整个社会都被控制起来的状况下 ， 使人不能在社会之外孤立的作战 。 在高压之下的人们都戴着面具生活 ， 一旦松动就会出现大批的质疑者和反对者 ， 但是“正在进行”时自觉质疑批判的人活不下来 ， 会早早出局 。 还有制度对人的塑造功能太强大了 ， 如果不是早逝 ， 摸爬滚打几十年不想“黑化”是存活不下来的 。因为淘汰机制所设定的原因 ， 有人道主义的、心慈手软的、有点良心的人在党内激烈残酷的斗争当中 ， 都早就出局了 。 当时挑选捷尔任斯基作为秘密警察的头目 ， 列宁说“要求有一双干净的手去干这个不干净的工作” ， 可见列宁也知道秘密警察是干“不干净”的工作 。 列宁进一步说 ， 我们不怕弄脏自己的手 ， “用干净的手建设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 。 考茨基对此评论道 ， “布尔什维克的砖政在国家政权的专断、强力和不受约束方面都远远超过了沙皇制度 。 ”其实列宁自己有时也承认 ， “我们本来想扭转历史的方向 ， 而结果是我们自己扭转了方向 。 ”托洛茨基承认 ， 争权犹如博弈 ， 根本不存在道德问题 ， 犹如棋局面前没有道德问题一样 ， 维系党组织存在的条件无非有两点：1、理想和共同的追求 ， 在原来为之奋斗理想剥落以后 ， 严酷的独裁就是维系党的唯一办法 。 2、纪律的制约和恐惧 ， 恐怖的组织就是靠严刑峻法保持它的统一的 ， 离开了这一点组织的多元化在所难免 。 深谙其中的人都知道 ， 在没有道德的政治里取胜 ， 靠的是心黑手辣残酷争斗 ， 但是又要给自己脸上贴金要立牌坊 ， 所以“虚伪的表演文化”大行其道 。用目的来替手段 ， 目的本身就变得越来越遥远而不现实 ， 而手段的可怕现实就变得越来越清晰 。 在权力、意识形态、所有制这三个基本环节的排位中 ， 权力是第一位的 ， 是最不能放弃的 ， 从这一点就可知他们所要维护的不是经典作家的思想和他们宣传的“为人民大众的利益” 。 他们深知宣传的手段和目的是不一致的 。 国家的强大动员力和社会进步是成反比的 ， 所以在宣传中强调前者淡化后者 。这种反对派成功后的排他性、唯一性、绝对性超过历史上任何一种政党组织 ， 它的合作者都是暂时的很快会成为“替罪羊”被卸磨杀驴 。 围绕在最高领导人的团结是最高任务 ， D内的人都摆脱不掉这个神秘的“统一”观念 ， 托洛茨基说：“党是不会错的” ， 说穿了 ， 组织资源是最不允许与他人分享的 ， 剪除派别的办法把有独立思想者拔除掉 ， 所以无一例外的党内的斗争格外多 。在这方面它比原教旨主义还要极端 ， 原教旨主义强调圣战、追随真主、尊崇教义和传统 ， 有极端行为 ， 但是组织性不强 ， 所以派别迭出 ， 内部矛盾不断 。 斯大林对权力高度控制和警惕 ， 你怎么可能期望在党内再产生这样的人物呢?法国大革命、巴黎公社都是多党制 。 它本身是靠反对前体制起家的 ， 而一旦成功绝不允许其他人效法 。 革命者最初对人民的爱 ， 最后都轻易转化成了对权力的爱 。所以这个制度里很难产生思想家 ， 因为要生存下去 ， 任何新的思想要做的第一步先把自己隐藏起来 ， 所以它抬高侏儒 ， 毁掉思想家 。 这么残酷的政治较量中 ， 既要做到很高的位置 ， 又要有良知 ， 而且还要具有理论素养 ， 条件的确很苛刻 。 吉拉斯在书中专门谈到了 ， 没有坚定信念、没有反思能力、没有信仰的人只会当“螺丝钉”的人更容易存活下来 。哈耶克说 ， 政治家很快会面临这样的选择 ， 是遭受是失败还是置一切道德于不顾 ， 只能在这二者之间选择 ， 正是因为这个缘故 ， 那些无耻之徒和放荡不羁之人 ， 才在一个趋向集全主义的社会里有更多的获得成功的希望” 。 这就使得善者进退两难 ， 恶者如鱼得水 ， 如果老老实实承认错误 ， 可能会导致一D砖制瓦解 ， 要么强词夺理 ， 以错为是 ， 所以好人总是吃不开 ， 好人总是被坏人绑架 。从这个角度说 ， 东欧共产党因为是从外部输入 ， 都是苏方培养的“亲莫斯科势力” ， 在本民族内合法性不强 。 比如说 ， 盖莱克承认教皇的声誉比总书记大得多 ， 苏联要求他不要让教皇访波 ， 他说那我这个总书记就当到头了 。 再举一个例子 ， 背叛纳吉的卡达尔是最清廉的总书记 ， 一辈子租住公房 ， 1988年精神失常时反复表白：“我没有出卖纳吉” ， 可见心理压力有多大 。 这些做“夹馅饼干”的人是揣着明白装糊涂 。相对而言铁托比斯大林宽容些 ， 铁托至少让吉拉斯活下来了 ， 除了关监狱就是软禁 ， 给他种种限制 ， 包括出版和发言的限制 。 最后铁托讲 ， 吉拉斯的东西在南斯拉夫是不许发表的 。 但是吉拉斯死硬到底到死都不低头不认错 。 反观苏共党内痛哭流涕有之 ， 不断表忠心有之 ， 真心悔改有之…… ， 都是从自身找原因 ， 不敢质疑体制 。还有一个原因——宗教：因为他们有一个比较超越此岸的彼岸世界 ， 背靠宗教 ， 不管此岸什么组织和社会的压力 ， 它可以成为坦然面对“历史‘晦涩期’”支柱 。 以个人可以面对上帝 ， 不需要附着在一个主义或组织上 。 1979年教皇约翰.保罗二世访问波兰在布道时强调 ， “要尊重每个人的天赋权利” 。 他说建立工会的权利是上帝给的 ， 不需要任何人批准 ， 就这一句话 ， 瞬间3800万的波兰有1千万加入团结工会 。 通过基督 ， 苦难的牺牲成为一桩高尚事业 ， 就像波兰作家巴兰查克所说 ， 宗教可以成为知识分子拒绝道德空白的一种自卫工具 ， 具有一种牺牲精神 。有比较尺度：由于西欧近在咫尺 ， 战后的水平差不多 ， 现在各自几十年的发展 ， 反差太大了 ， 距离很近比较反差很大 。 比如东德和西德比较 。 西德商品琳琅满目 ， 东德这边是短缺经济 ， 东德这边的标语是“只有工作好在能生活好” ， 西德还是这几个词 ， 只不过换了一下“只有生活好才能工作好” 。所以赫鲁晓夫对乌布利希说 ， 看样子我们不能以开放的边界与资本主义竞争了 ， 如果不建一道墙把两边隔离起来 ， 我们是竞争不过他们的 。 人心是拿铁丝网能隔断的吗?越阻隔人们就越向往 ， 仍然有冒死逃离的 ， 1961-1980年有17.7万人成功逃离 。 一种制度如果要靠强制手段维护它就已经输掉了 。 所以说 ， 别把民众当傻子 ， 哪边好哪边坏老百姓自己会分辨 。最后是内民煮派与知识界的互动 。 纳吉的个人魅力不可低估 ， 最后与纳吉一起避难的洛松齐、西拉吉、毛莱泰愿意同他共同赴死就是证明 。 纳吉在过60岁生日的时候 ， 当时他还在贬黜当中 ， 党内民煮派和知名知识界人物有120人前来庆贺 ， 就是一次“纳吉队伍”检阅 ， 大家对他是双重认同：第一是人格和道德认同 ， 第二是政治认同 ， 而且这种认同绝对是“铁杆”的 ， 在党内如果不是仅见的 ， 也是少有的 。这些原因使东欧体制内外涌现出一大批反思者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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