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北京教授的乌托邦难题( 二 )
河边村旧日图景 。 图源自网络
李小云指导村民建新房 。 图源自网络规划也取得了政府支持 。 建房资金主要来自政府 ， 包括每家六万无息贷款 ， 上万块的各种补贴 ， 贫困户还有额外四万块补贴 。 同事形容李小云“政治头脑发达” ， 无论在哪讲述河边村的成就 ， 李小云都会先强调政府的领导作用 。 他看得很清楚 ， 一些公益组织在基层难以展开工作 ， 就是缺乏和政府的合作 。 五年内 ， 当地政府已在河边村投入超过1700万 。但村民缺乏经验 ， 建房过程并不容易 。 小云助贫执行总干事宋海燕回忆 ， 刚到河边村时 ， 有的人家建了一个超大的卫生间 ， 但管道没规划好 ， 结果把马桶装在了正中央 。宋海燕是河边村事实上的大管家 ， 村民形容她是“大村长” 。 她在中国农业大学教了二十多年英语 ， 2017年春节过完 ， 就带着三岁的儿子来到村里 。 那时正忙着建房 ， 在电锯和推刨声里 ， 她自己研究工程 ， 指导村民铺管 ， 装材料 ， “你知道花洒两个水管距离要隔多少吗？15公分 ， 不然安装不了 。 ”宋海燕还花了很长时间纠正村民的思想 。 起初 ， 村民一口一个“你们” ， “你们的客房 ， 你们说了算 。 ”她不断强调“咱们” ， 告诉村民这是他们自己的屋子 。 凭借凌厉的行事风格和能力 ， 她在村里逐渐建立起权威 ， 村民没有及时归还当地政府发放的紧急贷款 ， 还有官员来找她调解 。在村里待久了 ， 宋海燕发现 ， 回北京开始不适应 ， 去趟超市都觉得吵 ， 嫌人太多 。 但留在村里 ， 她也常气馁于村民的不理解 ， “待再久都不可能完全把你当自己人” 。 村民交流经常忽视她的存在 ， 用瑶语而非普通话 。跟着李小云这样的大教授工作 ， 她并没有“名利双收” ， 连出差补贴也是断断续续发放 。 最累的时候 ， 她多次想过离开 ， 最后都被一个念头打消 ， “村里离不开自己” 。 但她也不可能永远待在村子里 ， 孩子要读小学了 ， 她也要考虑自己的生活 。 2019年初 ， 她走在河边村突然就感到头晕 ， 一检查是高血压 ， 低压都超过了100 。那时村里的合作社刚刚成立 ， 宋海燕身体出了问题 ， 李小云决定 ， 正式把合作社的事务交由村民自己管理 ， “断奶” 。
今日河边村一角 。 周航/摄
今日河边村全景 。 受访者供图村民自治实验自从进入村合作社管理层担任客房经理 ， 尹文刚觉得自己越来越忙 。8月中旬 ， 村里的客人是来自北京的五个家庭 。 孩子就读于北京一所国际学校 ， 学校创始人是李小云的好友 ， 从2018年冬天他们就开始合作举办营地活动——下河塘捕鱼 ， 去橡胶林割胶 ， 深入云南乡村生活 。 外人很容易区分两地的孩子 ， 北京的都穿上了瑶族服装 ， 村里的反而不穿 ， 而且活动时习惯脱掉凉鞋 ， 光着脚到处跑 。夏令营结束那天 ， 为了送客 ， 尹文刚没有像往日一样冲洗完猪圈就早早回家 ， 他脱下干活穿的迷彩服 ， 换上系有两排银色铃铛的黑色上衣 ， 戴上红黑竖条的帽子 ， 走下石头铺成的阶梯 ， 来到村广场 。在河边村 ， 平常只有结婚这样的大事他才这么穿 。 但前几天合作社开会专门强调 ， 管理层都要到场送别 ， 且要穿上代表河边村的瑶族服装 。 这是尹文刚第一次以这样的身份送客人 ， 现场尴尬 ， 他不知道要说些什么 ， 最后客人离开时 ， 他还是走到每辆商务车前 ， 简单告别了两句 ， 其他送客的村民则一直停在原地 。村合作社管理层主要有两类 ， 一类是年轻人 ， 上过初中或高中 ， 在村里算高学历 ， 有的是专门响应建设家乡号召回村的 。 另一类是村干部 ， 包括队长、书记、会计 ， 担任监事 。 尹文刚是特殊的一个 。 之所以挑中他 ， 是看中他做事细致负责 ， 且是极少数敢向村干部提意见的村民 。 最重要一点 ， 宋海燕说 ， “他的思维和我们很相近 。 ”作为全村仅有的两位“上门女婿”之一 ， 尹文刚很多生活习惯和村里人不同 。 村里几乎所有男人都抽烟 ， 男孩初中就偷着抽 ， 18岁后光明正大抽 ， 但尹文刚不抽烟 ， 也不喝酒 ， 因此被其他人开玩笑“不像个男人” 。抽烟很费钱 ， 只有春天上山采草药 ， 一连几天睡在露天丛林 ， 尹文刚才会带上一包烟 ， 用微弱的亮光给自己取暖 。担任合作社客房经理后 ， 尹文刚就很少上山采草药 。 每次有客人入住前 ， 他都要检查客房 。 起初 ， 大部分卫生不达准 ， 窗户用湿毛巾擦完留下水渍 ， 马桶里有污垢 ， 需要他督促清洗 。
今年8月 ， 尹文刚在家中粉碎香蕉 ， 准备拿去喂猪 。 周航/摄现在很少有这些情况了 。 但更细节的问题依旧存在 ， 比如铺在被子上的床旗 ， 位置不是太高就太低 ， 或是抱枕和枕头没有对齐 ， 被子和床单留了缝隙 。 这些都有专人几次培训过 ， 但村民总不记得 。合作社成员每月都有一千元补贴 。 但最近 ， 尹文刚一直在想退出的事 。 8月上旬 ， 合作社开会 ， 他当众提出了这个想法 。合作社工作占用太多时间 ， 尹文刚想花更多精力养猪、种橡胶 。 银行卡里的三千多元 ， 几乎是他目前的全部积蓄 ， 因为建房和去年二儿子结婚 ， 他身上还背着三万块欠债 ， 每个季度要还800元 。私底下 ， 他还觉得合作社成员付出不对等 ， 有的人做事太马虎 ， 村干部虽然也领补贴 ， 但很少参与打扫卫生这样的工作 ， “找不到心里的平衡（公平）点 。 ”内心更大的不平衡 ， 来自对村民的失望 。 8月中旬的一天 ， 有州里领导来考察客房 ， 村里通知上午按小组清扫公共道路 ， 尹文刚是组长 ， 但只有两三户人家参与 ， 剩下五六户都没有人来 ， 有两个老人在路上背着手聊天 ， 也没有参与帮忙 。 “我都不知道他们怎么想的 ， 是不是觉得就应该我们做 。 ”尹文刚说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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