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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有光：日本经济停滞，为何国民却更加快乐？

黄有光：日本经济停滞，为何国民却更加快乐？
网易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乐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31 日本经济停滞 ， 为何国民却更加快乐？日本从1990年到现在的三十年的经济停滞 ， 在中国 ， 很多人认为罪魁祸首是1985年美国与日本等国签订的《广场协议》 ， 使日元升值 。 真的是这样吗？上海财经大学经济系余智（2018）教授论证 ， “《广场协议》不是美国针对日本的‘阴谋’或打压 ， 日本过去20多年的经济低迷是《广场协议》之外的其他原因造成的；《广场协议》既是合理的 ， 也对签署各国包括日本有显著的积极作用” 。余教授说 ， “尽管中国有很多人认为《广场协议》及其所带来的日元升值 ， 是日本后来经济长期低迷的原因 ， 但日本国内主流观点并不这么认为 。 理由是：第一 ， 《广场协议》的签署国 ， 除了美国、日本以外还有三个 ， 但签约后只有日本出现严重经济停滞 ， 而英、法、德没有；第二 ， 《广场协议》导致的日元对美元大幅升值（1985年至1987年期间升值幅度超过50%） ， 并未造成日本金融市场动荡与经济停滞 ， 而日本经济停滞发生于1990年之后 ， 与日元升值没有必然联系 。 ”日本的停滞 ， 主要是由于开始时过分的扩张政策导致股市与楼市泡沫 ， 而后来的强力的紧缩政策刺破泡沫 。余教授也指出 ， “1991年 ， 日本人均GDP已达2.87万美元 ， 高于美国的2.44万美元 ， 已跻身一流发达国家行列 。 经济体量大了以后 ， 增长速度会自然放慢 ， 这是很多国家都存在的现象 ， 包括美国等发达国家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 。 这也是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的前任Winsemius讲座教授林崇椰的乌龟-飞马-大象论 ， 还没有起飞的国家像乌龟一样低速爬行 ， 起飞后像飞马快速奔腾 ， 发展后像大象一样慢行 。除了余教授的上述正确结论 ， 我们还可以补充几点 。第一 ， 部分由于日元的升值 ， 使日本人能够以低价购买外国的物品与资产 ， 不但提高人民的消费水平 ， 也大量增加日本的海外资产的拥有量 。第二 ， 日本的经济停滞 ， 是根据国内生产总值GDP而言 ， gross domestic product;如果根据国民生产总值GNP ， gross national product,则经济增长率比较高一些 ， 因为GDP没有包括日本人在外国的净收入 ， 而由于上述第一点的原因 ， 日本人有很多海外净收入 ， 使日本的GNP大于其GDP 。第三 ， 日本的经济停滞 ， 一个重要原因是日本是全世界平均寿命最长的国家【中国香港地区的平均寿命 ， 比日本的还长一些】 。 因此 ， 日本人口老化很严重 ， 很多人已经退休 ， 没有工作收入 。 然而 ， 他们 ， 或负责支付他们的养老金的机构 ， 在本国或海外有相当多的资产 ， 因此 ， 他们生活并没有问题 。 不需要高速增长 ， 也没有经济问题 。第四 ， 在1990年之前 ， 当日本经济是在高速增长的几十年时期 ， 日本人民的快乐水平 ， 在国际比较中 ， 是和韩国一起“敬陪末座”的（Cummins 1998） 。 但是 ， 在经济停滞的时期 ， 日本人民的快乐水平却快速增加到接近平均的水平（Diener 2000） ， 然后又继续增加到超过平均的水平（Leigh & Wolfers 2006）； 今年的《世界快乐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20上的排名 ， 日本已经在153个国家中排名第62 。我们现在要进一步讨论 ， 为何日本经济停滞 ， 而人民的快乐水平却增加呢？一个可能的重要原因是 ， 在日本经济快速发展的岁月 ， 人们工作时间很长 ， 而太长的工作时间会减少快乐 ， 是相当可靠的结论(见如Yamashita 2016, Lee et al. 2020, Noda 2020) 。 日本经济停滞之后 ， 平均每个有工作的人的工作时间 ， 几乎每年都显著减少 。 这应该是人们快乐增加的一个重要因素 。太长的工作时间增加疲劳与压力 ， 而这又导致一些不健康的行为 ， 包括抽烟、酗酒 ， 以及睡眠不足、闲暇不足等 ， 也减少与家人朋友共处的时间 ， 这些进一步导致疾病与意外的增加 ， 当然大大减少快乐 。 自我评价的健康水平在每个国家都和快乐水平有强大的正相关（Yamashita 2016 ， 第265与270页；Lam & Liu 2014) 。日本工作时间很长 ， 有社会与文化的原因（Ono 2018） 。 有学者说过 ， “欧洲人工作为了生活；美国人生活为了工作”（Okulicz-Kozaryn 2011 ，第225页) 。在这方面来说 ， 日本与其他东亚国家 ， 比美国还更美国 。 韩国的工作时间比日本长得更多 。 睡眠时间则日本和韩国一样是OECD国家中最短的 ， 比最长的法国 ， 每天足足少一个小时 。 经济停滞后 ， 工作时间的减少 ， 主要原因到底是工作需要的减少 ， 还是人们偏好的改变呢？是不是以前日本人拼命工作 ， 赚很多钱 ， 但快乐水平却不高 。 后来他们觉悟了 ， 减少工作时间 ， 使快乐增加呢？这是一个可以做博士论文的课题 。除了足够的闲暇时间 ， 闲暇的质量也很重要 。 对快乐有正关联的闲暇活动包括：读书、听音乐、学有用的技能、和亲戚朋友在一起等（Wang & Wong 2011） 。日本人民快乐增加的另外一个因素是刚才已经提到的人口老化 。 我们以前的一篇文章 ， 已经讨论了年龄与快乐的关系 ， 说过 ， 如果不考虑最后去世前几年的快乐下降 ， 多数人的快乐与年龄的关系曲线是U形的 ， 儿童时期很快乐 ， 青少年时快乐开始下降 ， 到青中年时期快乐比较低 ， 之后显著增加 ， 尤其是在60岁耳顺之后 ， 增加很多 。 人口老化 （Ziomek 2017） ， 耳顺人口比例增加 ， 有助于平均快乐的提高 。还有一个因素 ， 经济停滞 ， 避免经济高速增长而带来的环境破坏 ， 这是否也是日本人民快乐增加的原因呢？我们刚才已经解释了 ， 日本的经济停滞 ， 并不是日元升值造成的 。 不过 ， 如果真的是日元升值造成的 ， 那么 ， 经济停滞后 ， 人民快乐反而增加 ， 是否反而不必怪罪日元升值 ， 反而应该感谢日元的升值呢？其实 ， 一个国家的货币的价值或汇率水平 ， 像一个企业的产品的价格一样 ， 订得太高 ， 卖不出去；订得太低 ， 不能弥补成本 ， 多卖多亏本 。 要增加企业的利润 ， 产品的价格必须适中 。 同样的 ， 一个国家的币值太高 ， 很难出口 ， 没有足够的外汇来买进口 ， 减少参加国际贸易的利益；币值太低 ， 等于贱卖本国花人力、资源 ， 甚至污染环境而生产出来的货物 ， 也是多出口 ， 多亏本 。 因此 ， 币值要适中 。 如果需要贬值 ， 不必害怕贬值；如果有条件升值 ， 也不必害怕升值 。我记得以前学生时代时 ， 认为欧美国家币值高 ， 是帝国主义者操控各国币值 ， 使他们能够以低价购买落后国家的东西 。 现在 ， 反而是很多人认为美国等 ， 为了本身的利益 ， 要让中国的币值增值 。 这不是很有讽刺性吗？我们以前讨论了为何经济发展 ， 人们快乐没有显著增加 ， 这次 ， 我们讨论了为何日本经济停滞 ， 人民快乐反而增加 。 这些情形 ， 让我们怀疑 ， 用GDP为主要的国家成功指标 ， 是否是过时了呢？应该用什么另外的指标来取代呢？读者们 ， 在我们下次文章讨论这问题之前 ， 你们有什么想法呢？文献余智：中国不应误读《广场协议》而影响中美谈判,《联合早报》 ， 2018年10月12日.CUMMINS, Robert A. (1998). The secondapproximation to an international standard for life satisfaction. Social Indicators Research, 43:307–344.DIENER, Ed(2000). Subjective well-being: The science of happiness and a proposal for a nationalindex. American psychologist, 55(1), 34.INGLEHART, R.(2000). World Value Survey (WVS) in JC. Ruano-Borbalan. Valeurs et cultures:Allons-nous devenir postmodernes,16-20.LAM, K. C. J.,& LIU, P. W. (2014). Socio-economic inequalities in happiness in China andUS. Social IndicatorsResearch, 116(2), 509-533.LEE, K.J., CHO, S., KIM,E.K. et al. (2020). DoMore Leisure Time and Leisure Repertoire Make Us Happier? An Investigation ofthe Curvilinear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21(5): 1727–1747.https://doi.org/10.1007/s10902-019-00153-3.LEIGH, A., &WOLFERS, J. (2006). Happiness and the human development index: Australia is nota paradox. Australian Economic Review, 39(2), 176-184.NODA, H. (2020). Work–lifebalance and life satisfaction in OECD countries: A cross-sectional analysis. Journalof Happiness Studies, 21, 1325–1348.https://doi.org/10.1007/s10902-019-00131-9.OKULICZ-KOZARYN, Adam (2011). Europeans work tolive and Americans live to work (who is happy to work more: Americans orEuropeans?). Journal of Happiness Studies, 12(2), 225-243.ONO, Hiroshi. (2018). Why do Japanese work longhours? Japanese Labor Issues, 2(5)：35-49.WANG, M., & WONG, M. C. (2011). A Snapshotof Happiness and Leisure Across Countries: Evidence from International SurveyData. SSRN Electronic Journal.World Happiness Report 2020. https://worldhappiness.report/.YAMASHITA, T.,BARDO, A. R., & LIU, D. (2016). Are East Asians happy to work more or less?Associations between working hours, relative income and happiness in China,Japan, South Korea and Taiwan. Asian Journal of Social Psychology, 19(3), 264-274.ZIOMEK, Katherine （2017）. A country in crisis: The changing demographics of Japan. Laurier UndergraduateJournal of the Arts ， 4（1）: 33-46.黄有光简介：Monash大学荣休教授、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讲座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 。 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Technological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 ， 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 。 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 ， 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 。 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 ， 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 。 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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