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潮流|潮流意识的兴起：转型时代中国之新“天命”


北京联盟_本文原题：潮流意识的兴起：转型时代中国之新“天命”
简介
在一种“进步与反动”辩证进步的进化观念发酵下 ， 潮流意识席卷整个政治社会甚至是个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
作者：赵兵
1919年3月 ， 北京议员张元奇请求时任北京政府教育部长的傅增湘干涉北京大学的“新潮运动” ， 并以参议院弹劾相威胁 。 这些旧派人士给北大教员的罪名是“排孔” 。 对于这种情况 ， 陈博生指出：“吾侪人孔子为我国政治哲学家之一 ， 其学说之是非 ， 后人自得而批评之” ， 并且 ， “旧派乃欲以专制手段 ， 阻遏世界潮流 ， 多见其不知量耳！”
“世界潮流”乃何方神圣 ， 竟使孔子与北洋政府均匍匐在其脚下？在欧风美雨的洗礼之下 ， 清末民初的中国社会的知识人先是用一种“世界潮流”的话语来重新建构中西文明之间起伏关系；接下来 ， 一股浩荡的“新潮”则意欲在中国大地“蔚起文明” 。 陈博生所言之“世界潮流”正是转型时代中国所兴起的潮流意识 。
一
“世界潮流”：文明观念下的“新运会”
甲午之战以后 ， 中国士人不仅接受了外在（主要是西方）世界的存在,并日日益感受到中国无法置身于“世界”之外 。 康有为在公车上书中反复以“一统垂裳之势”和“列国并立之势”进行对比 ， 梁启超也指出“中国与天下万邦为比邻 ， 数千年之统一 ， 俄变为并立矣” 。 中国此时实际上已经被西方主导的“世界”体系边缘化了 ， “中国”对于“世界”而言已经是化外之地 。 梁启超注意到当时的世界史著作中都是以西方各国为中心的,连新兴的日本、俄罗斯等强国都没能被录入 。
十九世纪末 ， “文明史”的观念开始输入中国并且其影响迅速波及思想界 。 日本学界在1870年代从西洋翻译了一批史书 ， 譬如基佐的《欧洲文明史》、伯克尔的《英国文明史》 ， 称之为“文明史” 。 福泽谕吉（《文明论之概略》）、田口卯吉等都是文明史的倡导者 。 “文明史”强调一种注重因果关系的历史叙述 ， 而且批判过去史学只重君王而忽略人民 ， 只重政治军事而忽略生活、宗教、艺术、习俗的弊病 。 同时 ， 它以西方历史为标尺 ， 认为人类各种族的历史都将循西方文明的历史定律而发展 。 在时势的威逼之下 ， 经梁启超等人的引进 ， 文明史开始在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流行开来 ， 它以西方文明史为标尺来衡量自己 ， 并且以现代西方做为历史进化的最终目的 ， 甚至连许多采用传统史学方法写作的史书也加上了“文明史”的标题 。
此外 ， 近代中国思想界的“文明”观念受到了日本思想界的重要影响 。 东渡日本以后 ， 梁启超便深受福泽谕吉的文明观念影响 。 他服膺于《文明论之概略》“以西洋文明为目的”的观点 ， 用“三世论”来演绎福泽谕吉的野蛮、半开化、文明三阶段论 。 这种文明三阶段论的论述使得他更加清醒的意识到中国在当时世界中的处境 ， 他开始拿起“文明”这把标尺来衡量中国在文明进程中的位置 。
梁启超早在1897年致严复的信中说道：“地球既入文明之运 ， 则蒸蒸相逼 ， 不得不变 ， 不特中国民权之说即当大行 ， 即各地土番野猺亦当丕变 ， 其不变者 ， 即澌灭以至于尽 ， 此又不易之理也 。 南海先生尝言 ， 地球文明之运 ， 今始萌芽耳 。 譬之有文明百分 ， 今则中国仅有一二分 ， 而西人已有八九分 ， 故常觉其相去甚远 ， 其实西人之治亦犹未也 。 然则先生进种之说至矣 ， 匪直黄种当求进也 ， 即白种亦当求进也 。 ”
这种“文明之运”的观点 ， 一方面把中国与西方都纳入了同一个文明进程 ， 另一方面又是异于西方与日本的文明观念的 。 西方文明观念以西方为中心 ， 将整个世界分为文明、半开化以及野蛮等不同层级 。 以福泽渝吉为代表的日本思想界接受了这一以西方为终极目标的文明观念 ， 同时又把文明当作一种任何民族莫之能外、莫之能御的“风气”或者“流行病” 。 与之相比 ， 晚清士人在接受了西方文明程度优于中国这一事实的同时 ， 并不把西方当作文明的终点 ， 而是设想出一个超越中国与西方的文明进程 。 部分晚清知识人在观念上认为“文明”是在一定空间内循环的观念 ， 即认为文明会像潮流（洋流）一般 ， 通过空间的运动 ， 由西方轮转至中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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