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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军红|刘军红：科技滑坡，日本“病急乱投医”

_原题为 刘军红：科技滑坡 ， 日本“病急乱投医”
日本媒体最近报道说 ， 在美国大肆排斥市场化科技竞争的背景下 ， 在科技排名上出现滑坡的日本试图借机重整“举国体制” ， 通过官民联手抢占国际标准化制高点 ， 夺回科技竞争优势地位 。 执政党自民党甚至敦促政府拿出具体方案 ， 在远程诊疗、数字技术及基础设施出口等方面挽回落后于中国的局面 。
毫无疑问 ， 日本仍是当今世界科技创新领域的一个领先者 。 只是在这个领域越来越呈现中美两强格局的情况 ， 日本发现自己正在滑坡 。 以国际论文数量为例 ， 日本相关研究机构统计发现 ， 2017年中国论文超过30万篇 ， 美国28万 ， 日本则只有6.4万 ， 排在德国之后位列第四 。 在产品市场占有率上 ， 日本也面临下滑局面 。 比如日本经济新闻社调查的74个产品在世界占首位的数量 ， 日本去年拥有11个产品 ， 今年则减少4个退步到7个 。 而中国则增加2个达到12个 ， 紧跟美国位列第二 。
因此 ， 在全球疫情蔓延和中美摩擦加剧的背景下 ， 日本从经济安全的高度频频出台攻防两栖做法 ， 一方面在国际前沿科技领域防范中国企业和人才竞争 ， 另一方面寻求以政府支援的方式帮助日本技术在国际质量体系、国际电工联盟、国际电信联盟等“国际标准”阵地上拔得头筹 。
但这些规划和建议并非认真总结日本科技实力相对下滑的原因 ， 而是试图利用国际标准化制度之巧 。 比如建议政府动用财政资金培育“日本人才” ， 通过在相关国际组织中掌握投票权来确保日本技术获得标准认证 。 同时利用技术版的“先占原则”控制标准 ， 为日后获取技术佣金打基础 。
事实上 ， 日本技术退步与政府不作为不无关系 。 科技进步需要与时俱进的积极投入 ， 但近20余年日本财政亏空 ， 政府在科技预算上停滞不前 ， 个别年份甚至出现倒退 。 关乎技术转化的研发投资过去10年也是原地踏步 。 统计显示 ， 2011年日本官民研发投资总额约17.4万亿日元 ， 而到2018年时也仅为17.9万亿日元 ， 甚至赶不上中美各自民间研发投资的半数 。
日本企业研发投资也多以“短平快”为主 ， 回避投入高、周期长、见效慢的基础性研究 。 随着近年全球并购潮到来 ， 更多日本企业选择并购外国企业的方式获得技术 。 从教育方面看 ， 日本年轻人选择理科的比例下降 ， 赴美留学数量也大幅减少 。 在研发投入的分配上 ， 日本仍坚持“重设备、轻人力”原则 ， 研究人员的研究经费比例较低 ， 而且在税收政策上优惠不足 ， 激励不强 。
日本科技相对退步 ， 与美国金融危机后日本改革停滞也有关联 。 小泉改革与小泉内阁同步终止 ， 取而代之的安倍政府标榜“保守即为正统” ， 事实上搁置了改革 ， 其结果是“创新迟滞”“技术退步” ， 生产率下滑 ， 潜在增长率接近于零 。 日本金融制度是以银行为中心的“间接金融”为主 。 银行奉行保守原则 ， 技术创新、风险投资很难得到有效的银行支持 。
人才方面 ， 战后日本的“一亿总中产”意识形成随大流的“集体主义” ， 不愿标新立异 ， 不敢突发奇想 ， 使日本社会难以形成创新和自主创业风潮 。 同时 ， 劳动市场内部化 ， 人才流动非常态化 ， 也不利于养成创新精神 。 全球化时代伴随着技术创新的滚滚洪流 ， 日本年轻人却无缘投身全球性技术创新主流 ， 变得“与时代脱节” 。
日本自民党建议支持5G和6G发展 ， 其中包括海底光缆、人工智能及无人机、自动驾驶等领域 ， 甚至主张对基础设施出口也予以扶持 。 这样的力度足见决心之强 ， 但其以抑制中国技术创新为出发点 ， 甚至试图利用美国对华科技脱钩和打压之机 ， 就显得不合时宜了 。
【刘军红|刘军红：科技滑坡，日本“病急乱投医”】中国在技术创新方面的进步源于通过一系列改革为企业松绑 ， 继而为创新留下足够空间 。 中国官民对长周期、战略性、基础性研发的投入与时俱进 ， 研发费用总额接近美国 ， 高于日欧 ， 为企业赶上技术时代、投身技术创新潮流提供了坚实支撑 。 这是在技术创新上实现大幅提升的制度保障和物质基础 。 20年前曾占据技术前沿、紧随美国之后的日本如果真要重新追上全球技术创新浪潮 ， 就应该在改革羁绊技术进步的政府制度、金融制度和企业制度上下功夫 ， 让企业轻松投身于全球竞争 ， 推进开放的技术创新 。 （作者是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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