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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职妈妈|从稳途到式微 日本全职主妇渐入末流？( 三 )


持反对态度的占了40% 。 有人说：“你知道日本宪法里有‘工作义务’这个词吧？你说在养育孩子 ， 孩子的医疗费、幼儿园和中小学的费用需要多少税金呀 ， 这些用的都是工作者的税金 。 虽然你丈夫在工作 ， 但是你没有 ， 你自己上大学的费用里也有上班族的税金 ， 还没有偿还 ， 这叫偷税贼知道不？”
也有人持这样的观点：“工作除了挣钱以外 ， 还有为社会做贡献的意义吧 。 你只说经济上没问题 ， 很多兼职主妇不工作经济上也没问题 ， 但她们走出家门工作 ， 成为一名纳税者 ， 挑起了社会的重担 。 ”
今与昔 越来越多的全职主妇重出江湖
算起来 ， 全职主妇这一现象在日本历史中并不算长 ， 从大正时代到现在不过是一百年左右 。 自古以来 ， 男女因性别不同而在生活中担当不同角色 ， 但母亲这个身份被强调、育儿的职责几乎都落在母亲身上的家庭模式则开始于日本大正时代 。
1910年在大都市的中心部 ， 第一次出现了每月按劳领薪的男性公司职员 ， 与此同步 ， 出现了守护家庭的主妇 。 这种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在日本经济高速成长期迅速蔓延开来 ， 成为中产阶层的典型生活方式 。
现在 ， 所谓做全职主妇 ， 也依然是指有一定收入的中产阶层家庭里的妻子们 。 因为收入太低的家庭 ， 显然无法选择；而收入特别高的家庭 ， 指挥着保姆代做一切的“全职主妇” ， 和一般全职主妇的意味大不相同 。
目前日本的税制 ， 非常袒护全职主妇 。 本来无论男女 ， 只要有工作报酬就需要缴纳所得税、健康保险和养老保险 ， 但全职主妇可以作为丈夫的抚养对象 ， 把保险挂在丈夫的社会保险名下 ， 无需缴纳保险费也能享受相同的保险待遇 ， 丈夫在纳税时也能得到“配偶者控除”的优惠 ， 被征税额相应减少 ， 最大额度是38万日元 。 就是说 ， 丈夫因妻子是零收入的全职主妇而获益 。 这样的税制 ， 使在挣钱方面“毫无作为”的主妇 ， 也能为家庭的经济运转做出一些贡献 。
如果妻子出去打工 ， 只要年收入不超过141万日元 ， 也可以稳坐被抚养人的位子；如果超过了这个数字 ， 所有的税费和保险都需要自己缴付 ， 有时反而得不偿失 ， 比在家当全职主妇花销还要大 ， 所以很多兼职主妇都把收入严格控制在141万日元以内 。
虽然当全职主妇有这么多优惠 ， 当前日本家庭中 ， 妻子做全职主妇的比例却在逐年减少 。 据《厚生劳动白皮书》的统计 ， 截至2018年度 ， 有全职主妇的家庭在日本家庭所占比例是33% ， 与高峰期的65%相比 ， 大幅下降 ， 这种现象缘何而起？
原因不一而足 ， 笔者认为首先是世界观的形成方式 。 这一代的日本女性生活在资讯发达的社会 ， 从小就开始使用智能手机 ， 用SNS和外界联系 ， 上网接受信息 。 与她们的妈妈和奶奶这一代相比 ， 这些女性的视野更为开阔 ， 更渴望通过工作接触外界 ， 和他人形成连结 ， 实现自我认知 。 不言而喻 ， 这一代女性对放弃外面的世界进入小家庭抱有疑问和抵触感 。
其次是日本的经济持续低迷 ， 消费税却在不断调高 ， 已经从笔者刚来日本时的5%涨到了10% ， 一件标价3万日元的衣服实际买到手要花3.3万日元 ， 这对每天采购消耗品的主妇来说 ， 当然会有负面影响 。 为改善家里财务状况而重出江湖的全职主妇已不在少数 ， 新冠疫情造成的企业倒闭和经济停滞只会让放弃当全职主妇的女性更多 。
另一方面 ，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劳动力不足 ， 也让日本政府提出了为实现“让女性绽放光彩的社会”而努力的方针 ， 鼓励女性融入社会 。 为了改变女性结婚和生育所造成的M形就业率 ， 政府和企业纷纷在出勤时间、产休和育儿制度上推出扶持措施 。 总务省发布的劳动力调查数字显示 ， 2019年6月女性就业者人数首次突破3000万 ， 比2018年同月增加了53万人 ， 一大原因就在于全职主妇中放弃全职身份的人增加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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