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的大顺政权会是长期稳固的大一统政权吗
简单的以流寇去形容李自成，并得出结论说其势必不长，是封建时代酸腐秀才们才会做的事情，他们认为什么都是天经地义的，只会鹦鹉学舌的重复朝廷宣讲的观点，偶尔有几个真知灼见者，也不可能真的敢于写成书来出版或者传播，明清两代文字狱是十分炽烈的。
在晚清至于民国时，现代史学考据下来，才对李自成此人的生平有了系统的研究，但民间的固有印象已经形成，大多数人认为李自成不过流寇而已，这是晚明史泰斗顾诚多次批判过的观点。
看了那么久，发现大家说李自成流寇不过是几个原因，一是李自成没有建立税收系统，二是李自成滥杀，三是李自成没有文官集团的支持。
先从没有建立税收系统来聊起，对晚明史有一点理解的应该都会有这样一个疑惑，按常识李自成是绝对不可能没有税收系统的，但他又确实看上去主要靠追饷和罚没来维持军队运转，到底是怎么回事？
明代中后期，士绅乡贤们通过夺买、投献等手段，软硬兼施，夺取农民土地，到后来更是屡屡使用暴力手段干脆强抢。福王朱常洵在皇帝下旨赏赐他田地以后，狐假虎威，派遣仆人和家丁在各地借丈田为名，巧取肥田一万两千多顷。
河南南阳曹某、随州褚太初、宁陵苗思顺、虞城范良彦四人，被民众并成为河南四凶，杀人为乐，夺取田产，抢夺妇女，无恶不作，民众不敢告，官府不敢管。因为河南是军屯重地，这四家朝中、军中都有人。
福建官绅竞相兼并田地，贪官大族遍布全省，各个富可敌国，杨嗣昌在崇祯十二年的奏折中干脆说道：田地多归有力之家，穷者无立锥之地。
江苏吴中，有田者十分之一，为人做佃户者，十分之九。
浙江会稽，寸土不沾者十余万人。
河南开封，七十二家王族，田产子女尽入公室。全河南“地半入藩府”。
河南信阳，一县人民，士大夫与国家中分之。
陕西西安，十分之四土地为秦王系宗室所有。
河北京畿，通州地亩，大半为皇亲内臣之业。
陕西固原，王府地数万顷，民数万丁，小小一州，有万亩田地者数百人。
这些人获取了天下大多的田地，让数千万农民沦为他们的奴隶，地租高达七成、八成以上，福建宁化县志记载，富者有田，坐吃七成利，农民终年勤劳，只有三份，而且种子和损耗还要从三分里拿。
河南鄢陵县志记载，地主收租，夏麦二八分，秋禾三七分，并且富人不承担赋税，赋税要从农民的这两成里交。
福王朱常洵，在河南泗水两岸，强行夺取三百顷田地，让本来有地的农民被迫成为他的佃户，这是奉皇上之命，谁敢说个不字？后来黄河改道，两岸田地全部冲毁，福王朱常洵却仍然要他每年的分成，导致百姓卖掉儿女抵债，依然办纳不前，被福王府的家丁捉去拷打，逃散四方者无数。
河南邓州，福王庄田，崇祯七年黄河发水，田地冲毁，福王却每年照例逼租，佃户们有的被逼自杀，有的被逼逃离家乡。
明末吕坤在他的《实证录》中记载河南开封、商丘两地的情况，佃户被主人当做奴仆使唤，经常大半夜叫醒做事，抱孩子、扫地、端茶送水、接屎接尿无一不包。河南汝南地区，地主甚至呼其妻女，来家里服徭役，佃户们没有敢拒绝的，佃户要是死了，就直接将其妻儿子女卖掉，将家产夺取。
这种无休止的掠夺到明朝中后期形成了什么状况呢？南阳府志记载说是“虽值丰岁，亦复嗷嗷”，佃户们在丰年都无法做到收支平衡，需要向地主借贷度日，地主们轻则加三分利，重则加五分利，导致人民勤劳一年，依然冻饿。
到了荒年歉收，便连冻饿的生活都维持不了，迅速发展为大规模饥荒，百姓饿死，背井离乡逃难，形成数万人规模的流民组织。当然这种饥荒是假性饥荒，因为粮食都存储在地主王爷们的仓库中，并不是真的缺粮。
这种情况下，你要是佃户，你怎么想？明末的佃户应对方法是多种多样的，有的逃难进山中或者林中，开垦荒地做野人，有的是合起伙来抗租霸耕，有的干脆起义，比如土地兼并严重的陕西，李自成揭竿而起。
他们不闹，这世界也不太平，不闹，他们也活不了，所以是最后的斗争。流寇就是再凶，还能凶的过崇祯去？流寇能拿到八分利吗？
李自成起义到了崇祯十三年底，提出了一个“贵贱均田”的口号，开始作为一个政府，着手于土地问题的解决。张岱在《石匮书后记》中记载，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占有河南四十多州县以后，安抚流亡，通商贾，募民垦田，收其成果以饷军。
《出劫纪略》记载，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委派官员到山东各州县，到任以后宣布割富济贫，产不论久近，许业主认耕。也就是将地主的田地，还给当年失地的农民，让他们前来认领耕种。
并不是胡乱分田，也不是所谓只会破坏，不会建设。有人会说，你劫富济贫，没有什么实际意义啊，只是制造混乱而已。实际上兼并才是混乱的源头，割富济贫是平均生产资料，大家和衷共济。
先玩游戏，过几天再更。
■网友的回复
大顺政权曾经有很大的可能会成为一个稳固的大一统政权，当然我的这个观点不是以满清不存在为前提的（毕竟如果满清不存在，农民军不会那么早打进北京），而是本位面曾经存在过的一种可能的历史走向。
简单说就是大顺集团有通过取得军事斗争的胜利来赢得其在历史上所缺乏的时间，扭转政治上的不利局面，进而完成从造反出身的新兴汉族军政集团到新兴的以汉族为主体的封建王朝这一转化过程的可能，并由此具备动员汉地压倒性的人力、物力一统天下的能力。
展开说——1644年春，大顺政权作为明末农民起义中形成的以汉族为主体的新兴势力，半年时间里摧枯拉朽一般消灭、招降了明朝二十万边军，收取了黄河流域的大部分地区。在控制地区内打击官绅地主，安抚农民恢复生产，各地地方造反农民或接受招抚或解散还乡，黄河流域开始出现复苏景象。
当时的社会中坚力量——缙绅地主对大顺政权的态度初则改换门庭、纷纷投靠，待发现大顺政权尚未完成转化，依旧实行“追赃助饷”“三年免粮”“贵贱均田”（此条尚有争议）的政策，又因为兵力不敌而“人人饮恨，未及发也。”
大顺政权处于一种一边在政治上对地主阶级招揽人才、建立新朝，一边在经济上对地主阶级“追赃助饷”“掠资均产”进行打击的矛盾状态。这个状态正是大顺政权处于由造反出身的新兴军政集团向封建王朝转化过程中的表现，以其在历史上表现出的执政效率来看这一转化过程不会很漫长。李自成意识到追赃助饷政策不利于自身政权稳定后，甲申年四月八日停止了北京的拷掠政策，六月撤回西安后“通行免追比”全面停止了追赃助饷政策，开始征收赋税，这些行为在清朝档案里留下了记录。对于大顺政权官吏风气，对“流贼”切齿痛恨的当时文人们留下了“号令严切,所遣守土之吏,无敢暴民。”“贼令严明，将吏无敢侵略。”的记录。一旦完成这一转化，作为以汉族为主的新兴势力，大顺政权将会迅速走向轻徭薄赋、清明政治的传统新兴封建王朝的路线。
这里还要插两句，一直以来对大顺政权的通行说法——草台班子，“我与他同作响马，何故拜他?”，地方只靠虚声恫喝各级地方长官单骑赴任，进北京抢掠不止等等。实际上按照当时、当事人的记述，此等记录基本都是编造脑补、以讹传讹、互相转引、添油加醋形成的。甲申年的农民军已经建号立国，对李自成的称呼早就已经是“圣驾”（出自刘宗敏之口）“万岁”，各级地方长官普遍是带兵赴任，迅速建立地方武装，各地方志都有记录可查。至于在北京的军纪问题当事人明确记录“淫夺斩杀之事，则尤未见也。”“军纪不行”是四月二十六日败回北京后的事，“若二十六日以前，则绝无此等。”此类相关问题顾诚先生论述详矣，有兴趣的自可去看。
要而言之，大顺政权所需要的就是时间，历史上由于山海关战败，满汉统治者得以合流，满、蒙、汉统治阶级总动员对大顺政权穷追猛打，大顺政权迅速走向败亡，没有时间进行调整转化。想获得时间，就必须击退满洲贵族的进犯，避免正在经受打击的汉族缙绅官僚找到新的主心骨儿——满清，来完成大顺政权正在进行中的转化过程（从《剿兵安民檄》到《永昌元年诏书》可以看到这一转化的迹象），转到轻徭薄赋、清明政治的传统路线上来，争取到汉族地主阶级中下层的支持，建立稳固的统治。
下面说军事斗争胜利的可能性。
首先要明确一点满清的八旗兵不是天兵天将，在敌人占据有利态势或兵力优势时也会死人，也会打败仗。
兵力对比：1644年春夏，满清已经开始动员，预计四月左右出兵攻取北京，从满清满文、汉文档案及初期行军路线看其预定路线是从蓟镇诸口入边，并且有相当数量的汉军八旗及大约全部红夷炮不准备随穿越草原的主力大军行动，而是驻于锦州，等待主力入边后东、西夹攻山海关。其动员兵力大致为：满洲八旗大约三、四万人，蒙古、察哈尔八旗万余人，汉军八旗约两、三万左右，三顺王、一顺公部约不到一万人，外藩蒙古的数万人（历史上由于吴三桂叛变，预定战场由蓟镇转至山海关，西部外蕃蒙古大约没有来得及参加山海关之战），总计动员兵力大约十万到十一万人，其中预计从蓟镇诸口入边的主力大约近十万人。满清剩余动员能力为八旗加外蕃蒙古三、四万老弱病残男丁，另有数千八旗兵正出征黑龙江流域。
依据如下——入关前夕满蒙汉八旗的牛录数,满洲八旗共有309个牛又18个半分牛录，蒙古八旗为117个牛录又5个半分牛录，汉军八旗为157个牛录又5个半分牛录。
顺治五年八旗男丁，八旗满洲55330人，八旗蒙古、察哈尔28785人（天聪九年八旗蒙古正式编立时，推测共有17000人左右，《圣武记》记为16840人，其时八旗察哈尔男丁约四、五千人），八旗汉军、台汉人45849人 （含有大量顺治二、三年投降的前明军将校，崇德七年编立八旗汉军，《圣武记》记为24050人）。
丙寅摄政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同多罗豫郡王多铎多罗武英郡王阿济格、恭顺王孔有德、怀顺王耿仲明、智顺王尚可喜、多罗贝勒罗洛宏固山贝子尼堪博洛辅国公满达海吞齐喀博和托和托续顺公沉志祥、朝鲜世子李＜溰-豆王＞暨八旗固山额真梅勒章京诣堂子。奏乐。行礼。又陈列八纛。向天行礼毕。统领满洲蒙古兵三之二及汉军恭顺等三王续顺公兵。声炮起行。
清初外藩蒙古牛录数——甲申年前后大约960牛录，四万八千户。（崇德二年的户数，科尔沁左翼254牛录、科尔沁右翼193牛录，共223,80户，敖汉26牛录、奈曼24牛录、巴林左翼17牛录、巴林右翼12牛录、扎鲁特左翼29牛录、扎鲁特右翼38牛录、四子部42牛录、阿鲁科尔沁60牛录、翁牛特右翼25牛录、翁牛特左翼34牛录、乌喇特37牛录、喀喇沁60牛录、东土默特56牛录，共23000户，附牧的茂明安等七爱马克40牛录，1942户，额哲的察哈尔扎萨克旗12牛录，约一千余户。其时外藩蒙古牛录基本是平均五十户一牛录，不同于八旗的一、二百丁左右一牛录。另，当时还没有为满清所有效整合的苏尼特、乌珠穆沁、鄂尔多斯等部能够提供的兵力并不多，暂不予考虑）
“令定南王孔有德率旧兵三千一百……靖南王耿仲明率旧兵二千五百……平南王尚可喜率旧兵二千三百 。 续顺公沈志祥降清时“兵丁家口共约两千四百余名口。”推测军队约有千余。
大顺政权刚刚完成横扫华北的大进军，顺军“老本儿”兵力分布，中营、后营、左营（可能还有前营的部分兵力）的主力七、八万人在北京（南线进军的刘芳亮左营主力在三月下旬攻克保定后已经赶往北京与主力汇合）。东征途中在山西、河北、河南的豫北分兵驻守（刘忠在潞安、刘汝魁在彰德、马重僖在真定各数千），留兵约一万数千人。大同、宣府、蓟镇防边（张天琳在大同约万余人，黄应选在宣府、黄锭在遵化各约五、六千人为核心驻守），留兵两万多人。新降的宣大边兵随征到北京的只有少部分骑兵。袁宗第的右营主力近两万人正在赶赴湖广击退左良玉，之后赴河南镇压刘洪起的途中。五营在西北的边防兵力及河南、湖北四府的留守兵力约有四、五万人。其时顺军“老本”部队大略在十八、九万人规模。
依据如下——崇祯十五年夏秋三攻开封时、据《守汴日志》、《豫变纪略》载其兵力“步贼约十万，马贼三万，每一贼有马三匹，胁从之徒近百万”。
崇祯十五年秋革左五营与闯曹联军合营，其兵力据郑二阳奏疏“革、左之狡横不下于献、操，善战者不止数万。”
崇祯十五年冬闯曹联军攻取襄阳诸地，初步建立政权，发生李自成杀罗汝才、贺一龙的“罗、贺事件”，罗部多有散去，罗之亲将杨绳祖以精兵数千、外甥王龙率三千精骑入关投孙传庭、部将李汝桂以兵降左良玉，老回回自领本部游离于外（马守应病亡后，其部并入正欲入川的张献忠部）。
崇祯十六年冬，李过、刘芳亮攻取榆林时带着两营主力加中营部分兵力也不过七万人。
综合看来至甲申年初其农民军嫡系——“老本”五营总兵力不超过二十万人的规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