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红星新闻|红星书评｜阿来：把成都作为小说背景，罗伟章你一定要保持住( 三 )


作品仍是以“奇境”开篇 ， 颇有些当年韩少功写《爸爸爸》的风采 ， 但与（上世纪）八十年代的启蒙书写不同 ， 作者千峰大峡谷地理位置和及自然环境的描写颇费笔墨 ， 将其打造成了一个相对密闭的空间 。 大峡谷就如一个密封性尚未完全失效的容器那样保护着土家传统巫文化的残存光芒 。 而身为土家女祭司的林安平个人命运的苦难 ， 则被看成是对这种传统的忠诚与献祭 。
可见 ， 较之对具体的个体命运的关注 ， 罗伟章更重视的是在他的文本中打造一种文化样态 ， 从林安平出生时出现母鸡打鸣、草木哭泣、电闪雷鸣的异象 ， 致使被当地人认定为不详之人；到以肖道士为代表的巫文化传承者 ， 判定此女乃天降的仙人 ， 予以保护并传之毕生所学 。
作者希望在林安平这个人物身上表现出来的其实是凡俗之人与神的代言人这两队人马对一个来历不明的异质性存在者的矛盾态度 ， 而这背后所站立着的则是以“巫”或者说“神秘主义”为核心的传统文化自带的张力 。
然而 ， 对自身祭司身份的认可 ， 并以此在凡尘世间行医治病 ， 替人祈福 ， 看似是林安平的自主选择 ， 事实上却很难认定这种自主选择不是建构在先验的传统巫文化对其施加的巨大影响上 。 作者似乎仍然在按照传统“典型环境中典型人物”的塑造方式去对待林安平 ， 并期望读者能通过她窥探到一种文化的衰败和另一种世俗价值形式的兴起 。
然而林安平本人的典型性被强而有力地表现出来了吗？她的身世和其他千千万万个土家女祭司有什么不同吗？如果没有 ， 那么她只能作为一个符号 ， 一个象征物而存在 。 当然 ， 通过在叙述过程中对直述和转述这两种方式交错并行的巧妙运用 ， 林安平在诉说自身时也表现出强烈的主观色彩 ， 而当由采访者“我”对其命运进行转述时 ， 却有意无意地保持着适当距离 ， 甚至留下了质疑与反诘的空间 。
视角的多重设置使小说在价值层面上显得复杂 ， 这部分解决了林安平自述给人带来的过于强烈且单一的价值渗入感这一问题 。 但也正因为叙述视角的复杂 ， 作者最终又将如何定义林安平 ， 以及她和“我”之间的关系？
当“我”作为小说的另一个叙事声音 ， 走进那个即将开发的大峡谷时 ， “我”的任务不但是聆听 ， 追访 ， 记录 ， 更是“制造” 。 通过“我”的视角 ， 作者希望借助这个“自外向内”的地理学上的概念更灵活地展现“土家祭司”这一文化容器的现实意义 。
从个人情感的角度出发 ， 婚姻破碎的“我”急欲寻求灵魂的深切安慰；从知识分子的身份出发 ， 身为县文化馆馆员的“我”也急需要寻找一种文化上的认同和更新 。 对林安平来说 ， “我”是外来的 ， 但却是以倾听和接受的姿态来面对她的外来者 。
在她的设想中 ， 我是一个或许可以为她那一套已经陈旧的 ， 甚至面临着失败的信仰体系注入活力的人 ， 一个携带着更全面更丰富精神养料的现代知识者 。 但显然 ， 林安平对“我”产生了误会 ， 对“我”的误读不仅加深了这个女性自身的悲剧感 ， 加深了她口中传统巫文化的虚无感 ， 同时也道出了“我”作为传统文化倾听者和现代文化代表者的缺位和失职 。
“我”该如何回应听到的内容？该如何站在一个所谓有识之士的位置上去理解这段可以对接古老中国精神符码的文化史？
显然 ， 罗伟章需要在小说中架构一个基本矛盾 ， 这是文化碰撞之间产生的 ， 是身份认同之时出现的 ， 它们最终使自己形成一个闭环 ， 或许心灵的沟通可以适当打破 ， 比如“我”对林安平的某种好奇和期待 ， 但最终 ， 作者看重的是这期待的稍纵即逝 。
也因此 ， 与上一部长篇小说《声音史》相反 ， 罗伟章给这新作取名为“寂静” ， 且是一部由“寂静” ， 也就是无声构成的“历史” 。 除却言说 ， 除却记录 ， 历史如何构成？如果林安平的诉说只能被理解为出于一己之愿 ， 或对过往的一种个体性追忆 ， 那么这言说还有更大的价值吗？虽然在林安平本人看来 ， 讲给“我”听这些事有着非凡的意义 ， 但这种盼望毋宁是更大的绝望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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