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李迅雷:全球化可逆吗

_原题为 李迅雷:全球化可逆吗
自2018年美国开始对中国部分出口商品加征关税以来 , “逆全球化”这个词的出现频率就越来越高了 。 尤其在今年新冠肺炎疫情肆虐 , 全球产业链和供应链遇到阻断 , 国际经贸活动锐减的背景下 , 越来越多的人相信逆全球化将成为今后的趋势 。 但我认为 , 回顾人类历史发展进程 , 融合是大趋势 , 排斥是短暂的 , 全球化不可逆转 。
天下攘攘 , 皆为利往——全球化的原动力
15世纪 , 郑和七次下西洋、哥伦布发现新大陆 , 实际上走的都是“全球化”路线 , 这背后都有国家力量作支持 , 只是前者主要是为了宣示大明王朝的国威 , 后者为了扩大西班牙的领地 , 与欧洲诸国竞争 。
1793年即乾隆五十八年 , 英国使者马戈尔尼曾拜见乾隆皇帝 , 乾隆皇帝表示大清国什么都不缺 , 完全可以自给自足 。 到了1833年 , 英国对大清的贸易逆差是1793年的7.5倍 , 最终导致鸦片战争爆发 , 清朝战败 , 被迫签订南京条约 , 赔款割地 , 中国大门被打开 , 尽管不乐意 , 但实力不如人 , 只好被动全球化 。
西方国家凭借武力优势实现殖民扩张 , 在全球谋求超额收益 。 例如 , 在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的几百年里 , 欧洲大量移民至美洲和澳大利亚 , 并在那里获得黄金、白银及各种矿产 , 以此和其他国家交换商品 。 当这些冒险家们了解到非洲很多地方的货币是贝壳 , 于是 , 他们从马尔代夫购得贝壳 , 运到非洲换取奴隶 , 给欧洲和美洲的企业或种植业带来了大量非洲廉价劳动力 。
除了商人之间通过买卖奴隶来获利和获得廉价劳动力外 , 作为人力资源本身的劳动力 , 也为了获得更高劳动报酬而在全球范围内迁徙 。 例如 , 19世纪中叶 , 中国约三万多名劳工到美国西部“淘金” 。 后来 , 华人移民被认为带有不道德和不卫生的生活习惯 , 并通过压低工资进行不正当的商业竞争 , 美国国会在1882年通过了美国史上第一个限禁外来移民的法案 , 即排华法案 。
随着全球工业革命的不断推进 , 全球化的动力不仅仅来自贸易需求 , 还来自于跨国公司为了提高资本回报率 , 在全球配置资源的需求 。 如日本早就把汽车制造的主要企业放到海外了 , 目的就是降低生产成本和避税 。
在今年世界银行出版的《202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 , 他们根据2015年的全球价值链数据对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全球分工中所处的位置做了分类 。 红色部分表明这些国家和地区以出口大量初级产品为主;中国被标为中蓝色 , 属于提供先进制造业和服务业为主的国家;深蓝的日本、美加和欧盟则以提供技术密集型产品出口为主 。
全球化分工下各国和地区在产业链中的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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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上图可以发现 , 没有或少量参与全球化分工的经济体已经很少了 , 要闭关自守几乎不可能 。
随着全球分工协作的进一步精细化 , 如科技含量非常高的苹果产业链、特斯拉产业链的形成 , 需要越来越多的高科技企业参与其中 , 这是因为企业需要不断升级新的产品以激发消费者的购买欲望 , 而产品升级需要通过全球相关零部件企业彼此协作 , 提供最优组合方案来实现 。
假设华为的所有零部件都实现了国产化 , 可以通过内循环来提供消费电子产品 , 但如果全球不断有最新款的、科技含量更高的电子产品推出 , 消费者会选择什么呢?我想还是后者 。 科技进步是日新月异的 , 我们不能期望未来中国科技一直能引领全球 , 谁能组织和调配全球的领先科技成果为其所用 , 谁的产品就会受到消费者追捧 。
全球贸易增速下降不等于逆全球化
一般学者喜欢用全球贸易总量增速与全球GDP增速相比较 , 发现自2008年次贷危机之后 , 大部分年份全球贸易增速低于全球GDP增速 , 以此得出全球化进程放缓的结论 。 但即使全球化进程放缓的结论是正确的 , 与逆全球化的概念也完全不同 , 就像经济增速放缓与经济负增长是不同概念一样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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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 , 用贸易额变化来衡量全球化的进程 , 还是不够全面的 , 因为全球人类的交流活动规模不仅体现在贸易规模上 , 还体现在人口迁徙规模、货币流动规模和信息流动规模上 。 虽然由于疫情原因 , 今年人口迁徙和贸易活动将有所下降 , 但货币流似乎增强了很多 , 如美联储在第二季度扩表近3万亿美元 , 美国联邦政府也大肆举债 , 用于疫情补贴 , 这使得美国居民二季度的可支配收入增长11% 。
美联储和联邦政府的超发货币和举债 , 不仅使得美国股市出现技术性牛市 , 随着美元指数走弱 , 海外资金流向中国资本市场规模也大幅增加 。 与此同时 , 国内也采取了降准降息和扩大财政赤字政策 , M2增速回升到11%以上 , 今年公募基金的募资规模有望创出历史新高 。 尽管上半年消费下降了10%左右 , 但“人流、物流”的减少促使了资金流的增加 , 全球化的形式发生变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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