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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后感|《鬼谷子》之外另一本必须了解的纵横谋略典籍( 二 )


显然 ， 《战国策》所反映的时代具有区别于春秋时期的显著特点 ， 其中 ， “贵士重策”就是其中最明显的特点之一 。 对士的尊重和重用 ， 对计策、谋略的重视 ， 取代了原来对儒家、仁义的崇尚 。 《战国策》的编校者刘向在《战国策序录》中说：“孟子、孙卿儒术之士 ， 弃捐于世 ， 而游说权谋之徒 ， 见贵于俗 。 ”策士们备受重视 ， 达到“所在国重 ， 所去国轻”的重要程度 ， 各国纷纷招纳有谋略的策士 ， 希望能借助于策士的策略 ， 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 。
其实 ， 墨子早就有关于策士对国家重要性的论述 。 墨子说：类似的看法 ， 《墨子》第一篇《亲士》说：“入国而不存其士 ， 则亡国矣 。 见贤而不急 ， 则缓其君矣 。 非贤无急 ， 非士无与虑国 。 缓贤忘士 ， 而能以其国存者 ， 未曾有也 。 ”（《墨子·亲士》）
策士关乎国家的兴亡 ， 策士的智慧、计策、谋略能给君王带来富国强兵的政策主张 ， 比起儒家的仁义理论 ， 比起传统的世袭身份等都重要得多 。 君王需要策士 ， 因为在列国纷争的年代 ， 只有策士最有可能利用谋略帮助君王在竞争中获得胜利 ， 以巩固其统治地位；只有策士能帮助君王富国强兵 ， 威慑邻国 ， 称雄称霸 。
在重视策士的社会气氛中 ， 当时很多君王都能礼贤下士 ， 而在列国 ， 贵士、养士、尊士 ， 以及拜士为师的风气很是盛行 。 据《史记》记载 ， “当是时 ， 魏有信陵君 ， 楚有春申君 ， 赵有平原君 ， 齐有孟尝君 ， 皆下士喜宾客以相倾 。 ”（参见《史记》之《吕不韦列传》）这就是历史上很有名的“四君子”广收门客、招贤纳士的事例 。
而秦昭王召见范睢的例子 ， 可以说是当时最典型地表现了君王对策士极为尊重态度：
史书精彩地记述了这个例子：秦昭王知范睢来 ， “屏左右 ， 宫中虚无人 ， 秦王跪而请曰：‘先生何以幸教寡人？’范睢曰：‘唯唯 。 ’有间 ， 秦王复请 ， 范睢：‘唯唯 。 ’若是者三 ， 秦王跽曰：‘先生不幸教寡人乎？’”（参看《战国策》之《秦策三·范睢至秦》）
这里描述得很形象生动：秦国君屏退左右 ， 在虚静的宫中下跪求教 ， 再三请求 。 很明显 ， 策士高高在上 ， 郡王毕恭毕敬 。 这反映了当时的各国君王 ， 都注重招纳士宾而礼请为上宾或或聘为谋士的风气 。 列国纷争 ， 谁能重视人才储备 ， 谁就有希望富国强兵 。
其次 ， 策士们向君王提供智慧、谋略 ， 而换取的是政治权利、高爵厚禄 ， 以及显赫地位和大量财富 。
对于战国时的策士们来说 ， 他们为各国君王出谋划策、治政领兵 ， 并不是忠君王、行仁义 ， 在策士们看来 ， 仁和义已经不是最重要的 ， 只有权和利益才是他们所追求的 ， 这是战国不同于春秋的另一个重要特点 。
春秋时 ， 儒家强调“君子喻于义 ， 小人喻于利” ， 士人是耻于谈利的 ， 而这种观念到了战国时期 ， 已经被重利轻义的价值观所取代 。 对策士来说 ， 为哪个君王出谋划策并不是最重要的 ， 最重要的在于哪个君王能赋予他们权力 ， 能让他们得到权力、地位和名利 。
对此 ， 著名的策士苏秦有一段表明自己心迹的话 ， 说得非常明确：“安有说人主 ， 不能出其金玉锦绣 ， 取卿相之尊者乎？”（参见《战国策》之《秦策一·苏秦始将连横说秦》）这即是说 ， 在苏秦看来 ， 为君主谋划是次要的 ， 而首要的目的在于通过谋划能够得到“金玉锦绣” ， 能够取得卿相的尊贵和权威 。
【读后感|《鬼谷子》之外另一本必须了解的纵横谋略典籍】史书还记载了苏秦当宰相前后的不同表现的例子 ， 更明显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策士们对权和利的赤裸裸的追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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