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武士|德川家康与丰臣氏最后的争斗中，日本武士扮演何种角色？日本武士|武士|首页

《武士》是日本文学巨匠远藤周作于1980年创作的一部宏阔的长篇历史小说，也是其创作成熟时期的巅峰之作。小说的底本是17世纪日本遣欧使节支仓常长真实的越洋经历，当时日本正处于战国末期，德川家康与丰臣氏在最后的争斗之中。而放眼世界，此时则是地理大发现时代的尾声，欧洲殖民者已经征服了资源丰饶的美洲大陆，跨洋商业活动愈益频繁，欧洲的文化与宗教也在向全球扩张。
作者周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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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样一个风起云涌的时代，小说主人公之一、来自西班牙的传教士贝拉斯科渴望着加入世界变革的风暴，野心勃勃地为天主教开拓日本这片陌生又艰涩的土地。他竭力劝服日本藩主派出使者前往西班牙的属地墨西哥，与之建立通商关系，由此来证明日本对天主教的友好态度，并让罗马教宗准许他当日本主教。藩主同意了传教士的请求，选择了四个身份低微的召出众来完成越洋任务。藩主的考量是，一旦任务失败，恰好可以拒绝召出众换回世代相传的旧领地的请求，解决分配领地的问题。这次远洋实则混合着政治权谋与个人野心，但故事的另一位主人公武士长谷仓，作为四个使者之一，却对此惘然无知。
跟随传教士出使墨西哥的四名召出众的身份都是武士，他们性格各异，长谷仓之外，还有年轻充满朝气的西、维护武士尊严的田中、心思缜密而早早洞察政治阴谋的松木。这三人在文中都以各自名字称呼，而唯有长谷仓被称为“武士”。无论是与内心独白丰富的传教士相比，还是与活泼的西、心机深沉的松木相比，寡言的长谷仓在小说中所占篇幅并不多，然而这部小说的题目却是“武士”，背后蕴藏着远藤周作的寄托。
对武士的描写是从他生活的地方谷户开始的。这是一片偏远而贫瘠的土地，天空灰白，冬日落雪，武士和属地的百姓们一起在田里劳作，挥动着柴刀，在寂静中度过一年又一年。“武士的脸跟这地方的百姓一样，眼眶凹下，颧骨突出，乡土气息浓厚。他和百姓一样沉默寡言，感情很少表露出来。”远藤周作简笔勾勒的日本风景温柔而体贴。如果这只是讲述日本乡村的一部小说，这样诗意的形容或许并没有更深远的含义，但这部小说有着更宏伟的世界图景：它是关于武士走出他熟悉的故土，去看、去经历未知的世界，远行又回归的故事；同样，它也是关于日本在这个变革的年代参与到世界大历史叙述中的故事。武士与他的家乡在整部小说里都处于这样的互文关系中。就像日本这温柔的风景是在墨西哥的荒芜沙漠与西班牙的尖锐教堂的映衬中，方才成为对“日本”独有的形容，长谷仓的名字被“武士”代替，也是因为远藤周作在尝试描述一种日本人的“国民性”。长谷仓与另外三位武士也并不是处于对比之中，而更像是有主次的群像，背景中的三人是远藤周作在诠释武士甚至日本人时所做的补充。
标题：【日本武士|德川家康与丰臣氏最后的争斗中，日本武士扮演何种角色？】与武士构成对照关系的是传教士，也是在传教士的眼中，日本的国民性才被突显出来。比如在西班牙教廷神父对日本人的这段描述：

日本人本质上对于超越人的绝对性、超越自然的存在，以及我们称为超自然的东西并无感觉。……要告诉他们这世界的无常并不容易，因为原本他们就有这种感觉。然而，可怕的是，日本人有享受这世界无常的能力。……他们讨厌区分人与神的明确境界。
日本人绝不会一个人生活。……他的背后有村子，有家。不！不只是这些，还有他死去的父母或祖先。他的村子、家、父母、祖先如活着的生命般和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

传教士的看法固然有其洞见，但这与远藤周作的观点其实仍然有着一定的距离，这可以从小说的两种人称叙述看出来。传教士部分的第一人称叙述充分表达了从外部审视日本和日本人的看法，而武士部分的第三人称叙述实际构成了对这些观点的矫正，只是这种矫正并非以同样大篇幅的心理描写或是雄辩的形式完成，而是在对武士行为的客观描述中提出了一个核心问题：如此与土地、祖先深深联系在一起的日本人是否就无法理解天主教？
如果说传教士是迎着时代的风暴去确证自己的信仰，武士则是被动地被卷入了他的命运。贝拉斯科的野心包裹在信仰之中，他不断地用雄辩的言辞来合理化自己种种欺瞒之举。而沉默的武士则在他的反面，武士始终驯顺，他的品质无外乎忠诚和忍耐。手执斧头砍树而身边落叶飘零仿佛是他人生的隐喻，当命运簌簌而落无法把握时，他只是一下一下地挥舞起斧柄，完成必须的任务。他不知道耶稣，也绝不会背叛家族与藩主，天主教之于武士只是一个遥远的故事，这也正是传教士所忧心的天主教无法在日本生根的原因。
然而，小说的结局部分回答了这些问题，以一种残酷的形式。当武士历经磨难完成远航，日本已经发生了天翻地覆的改变。在短短的两年中，德川家康消灭了丰臣家，派武士出使的重臣也已去世。更重要的是，日本开始全面禁教，这意味着武士被托付的通商任务以及整个旅程，都变得毫无意义。在人生必然的悲哀中，武士想起了曾经不理解的修士的话：“哭泣者和我一起寻找哭泣的人，哀叹者寻找倾听我的哀叹的人。他是为此而存在的。”当武士看过辽阔的土地、众多的国家之后，看到的正是哭泣者与哀叹者的悲伤，看到的是人们无法回避的宿业，这是他的所见，更是他在自身的命运中所触摸到的，而这样的悲哀却使他真切地与十字架上的男子深深联结在一起。
远藤周作在《武士》中所叩问的问题贯穿他一生的写作，这是一个关于东西方文化交锋的大问题，也是一个关乎每个个体面对沉浮命运与自己半明半暗的灵魂的问题。“悲哀”是远藤周作找到的答案，只要有人在忍受着穷厄，只要在人生的某个瞬间沉入谷底，这个世界的边境、人与人之间的隔膜便是可以穿越的。
（沉浮于东西文化漩涡中的武士命运穿越悲哀的边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