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观察报|每个心中都有一条唐人街( 二 )


一些学者认为 , 华人在某些国家和社会中的经济活动受到制约 , 是唐人街落后的主要原因 。 在美国 , 华人面对来自白人劳动力的竞争 , 深受种族歧视之苦 , 迫使他们来到城市发展 , 在唐人街集聚 , 并且成立组织互相帮助互相保护 。 “(北美唐人街的)形成很大程度上受到种族歧视的影响 , 这包括中国移民可以在哪里落脚 , 和他们必须从哪些地方搬走” 。 本顿和彭轲等人的研究则表明 , 欧洲华人相对美洲华人而言受到较少的歧视 , 获得更多的经济机会 , 所以没有像北美唐人街那样发展出一个独立的华人聚居区 。
在某些国家 , 发展华人商业娱乐街区和唐人街受到了本地居民和外部社会的反对 , 并深受法律、社会以及种族因素的制约 。 “种族主义、经济竞争、中国作为全球经济力量的崛起” , 似乎都阻碍着唐人街在葡萄牙里斯本和波尔图的形成 , 以至于“对里斯本和波尔图的华人而言 , 似乎建立一个正式的唐人街仍然困难重重 , 阻碍主要来自于外部社会” 。
保拉·莫塔·桑托斯的论文表明 , 葡萄牙当前的经济情况和华人商业活动被视为本地商业的竞争者 , 让当局决定限制华人移民葡萄牙 。 由于“华人移民从中国进口廉价货物 , 享有不公平的竞争优势 , 唐人街及其内部的华人商铺被葡萄牙当地人看作是有害的威胁” , “害怕被中国主导经济毫无疑问是其中一个因素” 。 而且 , 由于本国经济动荡 , 导致西方对华人的标签和刻板印象死灰复燃 , 将华人重新塑造为“不受欢迎的外来者” , “许多对华人传统的刻板印象 , 比如华人是一夫多妻的、不讲卫生的社会异类等 , 在当今葡萄牙仍然存在” 。 里斯本唐人街计划也被外部社会堂而皇之地制止了 。
而有的歧视和排斥则更为隐秘和微妙 。 庄雅涵与特雷蒙在《唐人街的问题化:关于巴黎唐人街的矛盾与叙事》中提出 , 在欧贝列维的新华人零售区的形成过程中 , 法国人对华人文化的认识以及他们的同化政策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 而且采用了某些文化叙事——如“交通堵塞问题、街区特征的改变、单一的种族人口、单一工业对比多元工业活动”等——来抗议华人给街区带来的变迁和“排斥华人渗透到巴黎当地社会中” 。
伴随着全球化时代 , 现在的唐人街已经不仅仅是移民为了适应当地非华人社会的产物 , “更是旅游业和当地发展项目的重点” 。 恒安久对古巴唐人街的描述 , 则展示了人们如何试图通过复兴唐人街来搭建一座连接中国和古巴的桥梁 , 唐人街“成为了中国性的象征和联系” 。 克里斯滕森的论文则指出 , 现在欧洲大多数华人都不再居住在唐人街 , 他们只是去那里购物而已 , 因此 , “唐人街存活的关键在于华人的商业活动 , 华人是否居住在里面并不重要” 。
自我撕裂:从“三馆”“三刀”到“三师”
“20世纪80年代之前的纽约唐人街侧重强调华人三馆(三种华人主导的经济活动:餐饮业、服装制造业和洗衣业” 。 其实 , 与此类似 , 在美第一代福州移民大多以“三把刀”(菜刀、裁缝刀、泥水刀)外出打拼 , 最擅长餐馆、裁缝和装修这三种职业 。
不过 , 靠“三馆”“三刀”创业起家的第一代和第二代华人移民 , 为了让下一代改变自己靠手艺吃饭的生活型态 , 过上自己想象中或者目睹的欧美主流社会的幸福生活 , 往往十分重视子女教育 , 秉承“三种师字辈人才最吃香”的观念 , 大多希望子女将来成为“三师”(律师、医师、会计师)或工程师、建筑师、药剂师等专业人士 , 藉此提高社会地位 , 改变人生命运 , 不再像父辈那样“‘工’字不出头” 。
可以说 , 这种对自己出身的反感、抽身与离弃 , 这种在摆渡上岸后就转而斩断船缆甚至凿沉孤舟 , 与某些华人对自我身份认同的嫌恶、否认、拒斥和消弭隐隐相合 , 但也反映了华人在海外充满成见与歧视的生存环境所不能承受之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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