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融生态圈|独自旅行的青年人( 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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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一九六七年那个六月的一天 ， 也就是我最终乘车出发前往布伦东克的那天 ， 奥斯特利茨再也没有在安特卫普手套市场露过面 ， 但我们却以一种我迄今都无法理解的方式 ， 在我当年的每一次比利时学术旅行中偶遇 。 我们于中央火车站中央大厅里结识之后没几天 ， 我就在列日市西南边郊外的一个工业区里第二次遇见了他 。 我从默兹河畔沿着圣乔治走到弗莱马勒 ， 傍晚时分到达该地 。 这时 ， 太阳再次穿透暴雨即将来临前的墨蓝色云墙 ， 照耀着那些厂房 ， 那些鳞次栉比、长排长排的工人宿舍 ， 那些砖墙、石板瓦屋顶和窗玻璃 ， 有如在其中燃起了一场熊熊大火 。 当雨水开始劈头盖脸地浇向街道时 ， 我便逃进一个在我印象中叫做“希望咖啡厅”的小酒吧间 。 进门后 ， 我惊讶地发现奥斯特利茨正伏在一张丽塑板桌面上做他的笔记 。
在这次重逢中 ， 就像之后的几次相遇一样 ， 我们只是单纯地继续谈论我们先前的话题 ， 对我们竟然在这种地方相遇不置一词 ， 尤其这里是任何一个明智的人都不会前来光顾的地方 。 我们当时在“希望咖啡厅”里一直坐到夜阑人静 ， 从那儿透过一扇后窗往下 ， 可以看到一个从前可能是一片浸水草甸的山谷 。 而现在 ， 那里的一座巨型铸铁厂的高炉在黑沉沉的天空中映照出耀眼的火光 。 我还清楚地记得 ， 当我们俩几乎是目不转睛地凝视着这一奇观时 ， 奥斯特利茨开始了他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解说 。 他对我说道 ， 十九世纪时 ， 从那些慈善企业家脑袋里冒出来的“ 工人城”蓝图 ， 不经意间就变成了将工人安置在棚屋里的做法 。 我仍记得 ， 奥斯特利茨这样讲过：我们那些极其美好的计划 ， 在实现过程中都偏偏转向了它们的反面 。 在这次于列日相遇的数月之后 ， 我在昔日布鲁塞尔的加尔根山又一次与奥斯特利茨不期而遇 ， 而且是在法院的台阶上 ， 正如他即刻就告诉我的那样 ， 这是全欧最大的一堆方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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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 ， 奥斯特利茨正打算撰写一篇论文 ， 关于这座在建筑艺术领域里绝无仅有的庞然大物 。 他告诉我 ， 在详细起草由某位名叫约瑟夫·帕拉埃尔特提出的那些宏伟的建筑方案之前 ， 这座庞然大物的建造工作在十九世纪八十年代就已按照布鲁塞尔资产阶级的要求开始仓促进行了 。 其结果就是 ， 奥斯特利茨如是说 ， 在这座七十多万立方米的建筑物中 ， 有一些往哪儿都不通的走廊和楼梯 ， 以及一些无人能进入的、没有房门的房间和大厅 。 这些由墙包围起来的空间象征了隐藏于所有被认可的权威之中的至深机密 。
奥斯特利茨接着告诉我 ， 为了寻找一个被共济会会员用来做成员接纳仪式的迷宫——他曾经听说 ， 这座迷宫不是在地下室 ， 就是在法院阁楼上——他已经在这座石山中到处瞎跑了好几个小时 。 他穿过圆柱林 ， 从巨大的雕像旁走过 ， 沿着楼梯上上下下 ， 却没有任何一个人问过他到底想去哪儿 。 走着走着 ， 他感到累了 ， 或者说为了观看天空以判断方位 ， 他便驻足于一扇窗边 ， 往外探视——这里的窗户都深深地嵌进破旧失修的石墙内 。 他看到法院的铅灰色屋脊 ， 犹如积冰一般挤成一堆 ， 再往下 ， 还看到山谷和那终日不见光亮的井状内庭 。
奥斯特利茨说 ， 他沿着走廊越走越远 ， 一会儿转向左边 ， 然后又转回右边 ， 之后便没完没了地笔直往前走 ， 从许许多多高高的门框下穿过；有几次甚至还踏上了一些看起来像临时搭建的、嘎吱作响的木楼梯——这些木楼梯有时离开主走廊形成很多岔路 ， 要比主走廊高半层或是低半层——最后只通到黑洞洞的死胡同里 。 在这些死胡同的尽头 ， 堆放着百叶片文件柜、站着工作时使用的斜面桌、写字台、办公用椅和一些别的设备 ， 仿佛有人曾用这些办公设备抵御一场围攻似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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