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惊世骇俗的罗曼史，曾是女人的文学史丨对话张翎、陆建德( 四 )
张翎继承了复旦外文系学生中文创作的传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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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建德，前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所长，1982年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剑桥大学博士，主要研究领域英美文学、中国近代文化与政治。
新京报：阅读张翎的新书《三种爱》有什么感受？
陆建德：男女之间，在保护少年儿童的权益不受侵犯的前提下，爱无禁区。年龄、种族、财产、门第、健康状况都不应该是爱情的障碍，但是在具体的历史、社会语境中，爱情是被各种看不见的藩篱局限起来的天使。张翎这本新作中讲述了三个冲破藩篱的爱情故事。应该说，我是《三种爱》最早的读者之一。
几年前，张翎把文稿电子版发给我，让我先睹为快，我当时就非常喜欢，希望她接下去再写。拿到这本纸质版，有老友重逢的感觉。这本书篇幅不大，写起来却要花费很多工夫。了解作家的生平，总是对进一步理解欣赏她们的作品是有帮助的。
欧美国家传记写作非常流行，但是写出好的传记并不容易，首先必须对作家那个时代的风气习俗有一种深刻的认识，还得充分挖掘作家的书信、日记、笔记以及相关人物的回忆。传记还不断更新，有的旧版本就被淘汰了。为撰写《三种爱》，张翎涉猎了很多这类书籍，还寻访爱情故事主角的故居，让读者产生一种亲切的现场感。
新京报：张翎本科以及在国外攻读的第一个硕士都是英美文学专业。你觉得英美文学教育给她的中文写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呢？
陆建德：我跟张翎是复旦大学外文系的同学，她是七九级，低一级，但是她的同学都非常优秀，互相砥砺，形成一个足令母校骄傲的群体。张翎在著作的前面部分，回忆了昔日的校园生活，我眼前也浮现出她刚进校时的模样。她喜欢创作，在学生时代就曾听闻。现在她如愿以偿，二十余年来不断有新作问世，成为当代中国最有代表性的女性作家之一。
我先说一下外文系学生的中文创作。复旦的中文系在改革开放初期因卢新华的《伤痕》而名声大振，但是外文系的学生是不是人人争读卢新华，我有点记不起来了。不过，要说外文系的学生对中国文学不感兴趣，有失公允。自从现代教育体系在中国确立之后，外文系师生在文学创作方面的贡献有目共睹，五十年代后才出现一些变化。
张翎小说的行文、风格带着外文的影响，这并不是一种短处。我以为不能过分依赖有一种关于中文句式、中国文学的本质主义想象，我们的文化和传统是杂糅的，中国现代文学是我们传统文学的一部分。外文系的师生，自从新式大学创办以来，一直走在创作的前列，这段历史，在诸多现代文学史中可能讲得还不够。
我进外文所的时候，袁可嘉先生还在上班，他是九叶诗人之一，而这些诗人中有几位就是外文系学生，比如张翎的同乡、诗人唐湜，他就是浙大外文系的，杜运夑毕业于西南联大外文系英语专业，陈敬容主要是自学成才，多译作，长期在社科院外文所的《世界文学》编辑部工作。郑敏在美国读了英国文学，后又长期教授英国文学。两年前《王佐良全集》出版，以前只知道他的英语文学修养让人钦佩，我读到他创作的新诗，也是赞叹不已。穆旦也是西南联大英文系毕业后留校任教的，他在英国浪漫派诗歌翻译上有卓越成就，创作的诗歌与英诗存在互文性。至于当今外文系学生中文水平如何，我倒是非常关切甚至担心的。
重提这一话题，是想请《三种爱》的读者意识到，中国现代文学从产生之初就与外国文学的翻译引进不可分离。民国年间以鲁迅为代表的现代文学开路先锋，往往在外国文学方面积累了丰富的阅读、翻译经验，并把这种经验创造性地溶入自己的中国文学创作。他们绝无一丝半点的排外心态，即使是文化上相对“保守”的翻译家林纾，也在《闽中新乐府》中全面批判十九世纪末流行的习俗。他的译作所产生的影响，现在还是一个学术研究的富矿。尽管新文化运动的发起者在政治上与林纾分道扬镳，他们却是这位大清举人翻译事业的继承者。
1964年社科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从文学所分出独立，当时好几位学者都是民国年间外文系的学生，在创作上也有出色成就，除了前面提及的袁可嘉，还有冯至、钱锺书
、杨绛、卞之琳、李健吾以及仍健在的宗璞。去年辞世的童道明也是戏剧作家，不过他要晚一辈。外文系毕业生从事创作，是民国年间形成的传统，张翎是这一传统的继承人。
新京报：《三种爱》中写出了三位女作家在以男性主导的文坛中遇到的种种困难，你认为历史上的知名女作家在写作过程中遇到了哪些性别阻力？
陆建德：历史上，我国女性的写作才能，由于诸多原因，没有充分发挥，我相信古代
有些归于女性名下的作品是伪托的，后来所谓的“闺阁体”、“香奁体”限制了女性诗词作者的想象空间，当然很多实际上还是由男性代言。女性作家的涌现主要还应归功于始于晚清的新式教育体制和新文化运动。一个世纪以来，当代中国女性作家成就已能与男性作家比肩，她们不满足于自己的性别角色，作品完全是“跨界”或者说“越界”的。
女性写作需要克服一些难以想象的困难，伍尔夫在近百年前做的系列讲座《一间自己的房间》提出女性写作必备的一些基本物质条件，不然女性如何写作？伍尔夫来自世家，不必为生计操劳，当时英国很多知识女性作家忙于操持家务、带孩子，根本没有写作的时间。我想起英国文学学者昆妮·利维斯，她对伍尔夫提出批评，道出很多新女性的心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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