女人|惊世骇俗的罗曼史,曾是女人的文学史丨对话张翎、陆建德( 二 )


新京报:你之前以小说创作闻名,极少写散文。小说和散文,分别在你的创作生涯中各自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呢?辞去听力康复师的工作后,你会多创作一些散文吗?
张翎:我花在小说上的时间最多,是因为对时间分配上的吝啬。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我都不能以写作维生,所以做了十七年的听力康复医师,用薪水来养我的写作梦。那时候我一天的时间被谋生啃去了最肥的一块,剩下的那一小块再被家庭、社交、旅游、阅读一一瓜分,最后留给写作的大概只剩下碎渣了,我只舍得把它喂给小说。
我极少写散文的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惧怕——散文世界让我感觉不安。在小说的天地里,我可以把我自己的想法掩藏在我的人物身后,我始终站在他们的影子里,不一定非要暴露自己的态度和姿势。在小说的世界里,我感觉既过瘾又安全。
而散文的世界则全然不同。失去虚构这道巨大的屏障,我的个人情趣癖好、视点看法,都将无遮无拦地展现出来。我总觉得有些个人观点是内衣,只适合晾在后院,而不适宜晒在大街上。就是因为这种踌躇思量,使得我不经常在散文的旷野里漫步。
现在时间相对宽裕一些,而且随着阅历增长,如今的脸皮也比过去粗糙一些,会更随心所欲地写作,任凭灵感引领,无论是哪种体裁、哪种语言。
新京报:你曾经接受采访时说,你喜欢旅游,《三种爱》也是你到三位女作家的故居拜访后创作的。《三种爱》可以算是一种旅行文学吗?旅行在你的创作中有怎样的作用?
张翎:这跟旅行文学还不太一样,因为在这种行程中我对所谓的名胜古迹不太感兴趣,对当地的人文地理也不是特别在意。我的重点只在寻找这些人的生活足迹,还有这些足迹在她们的人生和文学作品里反射出来的印记。
旅行是我写作的一部分,无论是小说创作还是文化散文创作,我几乎都会去实地采风,有时还会重复去。比如为写《劳燕》,我去了温州中美合作抗战旧址;为写《金山》,我去广东开平调研碉楼历史;为写《三种爱》,我分别去过三位女作家在美国、意大利和法国的故居。我的写作习惯通常是以做案头开始的,沿着案头产生的灵感,再去寻找旧迹。通常我身处作家故居、故里的时候,我对故事或人物已经大致了解了,我期待故地采风能让我漫无边际的想法落地,有时也指望采风过程中发现的某个细节,能启发出案头工作里缺失的新灵感火花。
“在写作时,
我没有明确地感到自己的性别立场”
新京报:你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也在加拿大读了英美文学硕士,此后旅居加拿大多年,却一直用汉语写作,是海外华人作家的代表,汉语教育和英语教育对你的影响都很大。英美文学和华语文学分别给你的写作带来了怎样的影响?
张翎:汉语给我的不是影响,而是文化最基础的根。所有其他语言
才是影响,它们像是给根施了各种营养成分,或给根做了一次嫁接,使枝叶多生出一种意象。另外一种语言不仅是语言,其实也是另一双眼睛、另一片文化视野。这里有两种解释:你可以说多一种文化理解会帮助扩宽视野,但你也可以说多重视野稀释了原始视野的情感浓烈度。年轻的时候我很坚信第一种说法,现在不再那么肯定,有时会问自己:英美文学的教育到底给我的汉语写作带来了什么?假如我不出国,我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作家?
新京报:你提到,把女人的文学史说成是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史,离真相并不遥远。三位女作家都算是凭借着创作才华和情感经历,在以男性为主导的文学界有所成就。你觉得研究女作家的情感经历,对于读懂她的作品意味着什么?
张翎:在那个男人一统文坛的世界里,女人的文采是不可能绕过男人而另辟蹊径的。即使是最精彩的女人,也必须知道怎样在男人的圈子里混日子。如艾米莉·狄金森这样的“隐士,”也会在书信中对每一个出版人、编辑、文人极尽谦恭溢美之词
把女人的文学史说成是女人与男人的关系史,尽管粗鲁残酷、令人难堪不安,但离真相本身并不算过于遥远。十九世纪的女作家们大都同时使用着脑子和身子,和男人的世界展开充满智慧和勇气的互动和博弈。她们被男人的才华刺激,也用自己的才华刺激男人;被男人的身体征服,同时也用自己的身体征服男人;被男人称霸的文坛钳制,同时也在男人的声望和地位中寻找缝隙,甚至以男人的笔名,悄悄地渗入瓦解并重塑着男人的世界。
用普莱切特形容乔治·桑的一句话来概括这些女人,她们都是“有思想的胸脯”
。有过了她们,文学不可能再退回到没有她们的时候,一切都已经不同。
 女人|惊世骇俗的罗曼史,曾是女人的文学史丨对话张翎、陆建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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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国作家乔治·桑
新京报:你的小说作品多以女性为主角,研究当代文学的学者也常常会把你归类为女性主义作家。你创作时有明确的性别意识吗?你认为自己是女性文学作家吗?你是否喜欢被人称作女性文学作家?
张翎:我不觉得自己是“女性主义”作家,首先我觉得文学不该以性别作区分。其次,在写作时我没有明显意识到我的性别立场。再者,我的小说并不完全以女性为主导位置,比如《劳燕》《金山》《向北方》《流年物语》等等,并不是以女性为主导人物的。我的女性人物给人留下的印象比男性深刻一点,大概是因为书写女性时不需要做跨性别想像,个人的一些直接经验使用起来比较顺手。仅此而已。我从来没有有意识地把女性摆在男性的对立面,只是我的女性人物虽然渴望男人,但不会赖在男人身上,在男人选择离开的时候不会低身下气地乞求。她们和男人的关系有时相交,有时平行,在做妻子或情人的时候,多少有些母性冒出芽尖。假如这就是女性主义,那我就只好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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