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日本已投降,为何还敢处决郁达夫?找到真凶时已头发花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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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18日 , 郁达夫接受新加坡《星洲日报》社长胡昌耀的邀请 , 偕同妻儿辗转来到海外 , 开始了又一段辉煌壮丽的人生 。
1942年2月4日 , 日军占领了新加坡 , 郁达夫和胡愈之、王任叔等19人被迫撤离 。 他们在印度尼西亚苏门答腊省一座叫“巴爷公务”的小镇住下 。 不料这里也被日本宪兵侵占 。
郁达夫改名“赵廉” , 开始蓄胡子 , 自己写作旧诗 , 抒发对亲人、故乡的思念 。 1938年12月 , 他的母亲陆氏拒绝为日军做苦役躲进鹳山冻饿而死;1939年11月 , 他的长兄郁曼陀在上海因从事“司法抗战”被日本特工暗杀 。 每想起这些 , 郁达夫“不是失声痛哭 , 便是默然豪饮” 。
为了隐蔽身份和解决生计 , 他们经营“赵豫记酒厂” , 酒厂的老板就是郁达夫 , 经理是张楚琨 , 帐务是胡愈之 。 由于郁达夫巧于周旋 , 这里还比较安全 。 许多文化界人士和从事抗日活动的青年也来到小镇避乱 。 为了维持这些人的生活 , 郁达夫又开办了肥皂厂和造纸厂 。 “赵豫记酒厂”成了抗日人士的活动中心 , 在郁达夫的掩护下建立秘密组织“同仁社” , 搜集情报 , 开展抗日宣传 。
有一次在巴爷公务镇的侨长蔡承连家里 , 一个日本宪兵发现郁达夫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 , 即报告上司 , 于是郁达夫被迫给日本宪兵分队当“通译” 。 “他编了一套假履历 , 不断来往两地之间 , 利用合法身份保护当地华侨、印尼人和我们逃难者 。 很多华侨都愿意找他帮忙 , 他对华侨有求必应 。 我清楚地记得他那瘦削的脸上留着两撇短胡子 。 对人和善 , 总是彬彬有礼的样子……对他忍辱负重的高风亮节愈加敬重 。 ”
苏东首府棉兰的日本长官派了一个汉奸特务和四五个筹赈会委员 , 来势汹汹要搜捕华侨领袖陈嘉庚 , 请求当地宪兵部协助 。 “赵廉”用日语对宪兵队长说:“陈嘉庚早已乘船回中国了 , 这帮家伙故意找麻烦向你们讨人 。 ”宪兵队长大怒 , 用日语大骂 , 那几个人只好抱头鼠窜而去;“赵廉”用中国话教训这几个人:“你们忘记自己是中国人吗?中国人要有中国人的样子!”
夏衍先生在《忆达夫》一文里提到 , 他1947年2月到新加坡时 , 陈嘉庚曾当面对他说:“达夫先生不仅掩护了我 , 还援救了许多被捕侨领 。 ”同年5月 , 马来亚共产党的一位负责人也对他说:“这位赵廉老板真了不起 , 没有他的帮助 , 我们的组织就会遭到不可补救的损失 。 ”
然而危险也在一步步向这位“赵廉老板”逼近 。 1944年初 , 一个受过日本训练的福建籍特工洪培根向日本宪兵部告密 , 说“赵廉”就是郁达夫!
汉奸告密的消息传来 , 郁达夫赶紧通知并建议胡愈之、沈兹九、汪金丁等紧急疏散 , 离开巴爷公务镇 。 他们劝郁达夫一道走 , 达夫明确地表示:“我已被监视 , 只能不动声色 , 你们必须快走 。 ”这时他已有牺牲准备 , 决心掩护别人撤退 。 朋友们为他担心 , 他斩钉截铁地说:“抓去无非要我在政治上表态 , 我的态度很清楚:第一拥护重庆 , 第二反对南京伪政权 。 ”这些掷地有声的话 , 深深地留在了患难战友的记忆里 。
不久 , 日本宪兵摊牌 , 亮出他们搜集来的郁达夫著作 , 说:“赵先生 , 你并不姓赵啊!”郁达夫早有准备 , 镇静地回答:“你们为什么早不问我啊?郁达夫是我早年写作的笔名 。 ”对方说为了安全 , 要送他到上海或东京去 , 他断然拒绝:“我哪儿也不去!”当时日军只是严加监视 , 并未逮捕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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