指挥家|用“心”指挥，做音乐的仆人——专访著名指挥家陈燮阳( 二 )
来到上海后，陈燮阳埋首苦读 。有一年寒冬，姐夫到上海出差，发现陈燮阳的跑鞋开了一个洞，脚被冻得通红 。姐夫鼻子一酸，把自己的鞋子脱下与陈燮阳对换 。
高中毕业时，陈燮阳从一个不识五线谱的农村孩子成了各科成绩优秀的学生，上海音乐学院指挥系和作曲系都看好他，老师们“争抢”他 。最终，陈燮阳选择了指挥系，随著名指挥家黄晓同教授学指挥 。
“如果当年是作曲系‘获胜’，也许中国会多一位作曲家，而少了一位指挥家 。”陈燮阳笑着说 。
一代上交人的“大家长”
1978年6月，世界知名指挥家小泽征尔首次来华演出，全国各地的指挥家云集北京，掀起了一股“小泽征尔热” 。坐在台下的陈燮阳说，自己听得浑身“发痒” 。
当时的他根本想不到，3年后自己竟坐在了小泽征尔在美国的家中，偶像亲自下厨做生鱼片款待他，两人促膝长谈 。
在美国学习考察的那一年，为陈燮阳打开了一扇新的艺术之门 。他在耶鲁大学奥托·缪勒教授那里进修指挥，聆听指挥家伯恩斯坦的排练与音乐会，还与祖宾·梅塔、小提琴家斯特恩交流 。与大师们的交往，为陈燮阳博采众长、融会贯通，形成自己的指挥风格提供了重要的参照 。
1982年，陈燮阳在美国首次执棒阿思本管弦乐团，他的指挥激情华丽又不乏深沉细腻，一曲中国芭蕾舞曲《魂》及勃拉姆斯《第二交响曲》惊艳全场 。
回国后不久，上海交响乐团和中央乐团都力邀陈燮阳加盟 。于是他身兼二职，同时出任这两个重量级乐团的常任指挥，开了我国音乐界的先例 。
在美国学习时，陈燮阳发现，国外的交响乐团都是由音乐总监和总经理分别负责艺术和行政 。担任上海交响乐团团长后，他大胆提出，将上海交响乐团由团长负责制改为音乐总监负责制 。1986年，陈燮阳成为上交首任音乐总监，这在上海乃至全中国都是一个创举 。紧接着，他又在全国首推乐团音乐季，引进国外优秀演奏员，为中国交响乐团的职业化建设与改革树立了标杆 。
湖南路105号曾是上海交响乐团的“家”，从老团长黄贻钧到继任者陈燮阳，上交在那里度过了60多年 。在团员们心里，陈燮阳更像一个大小事情都要操心的家长 。
20世纪90年代初，外地毕业来沪的演奏家没地方住，只能住在简易棚里 。陈燮阳放心不下，想办法筹措，终于让“家人”有了安居之所 。演出要找赞助、拉广告，也都是由这位“家长”亲自出马 。这段日子后来被陈燮阳视作“上交最困难的日子” 。1993年，陈燮阳提出打破“铁饭碗”，推行全员聘任合同制，根据职称决定工资，大大提高了演奏家们的积极性 。
用一生把中国音乐推向世界
当年在小泽征尔家中吃生鱼片时，陈燮阳曾向偶像讲述自己的心愿：“我想用我的一生，把中国交响乐推向世界 。”这是他的心愿，他亦视之为诺言 。
1990年，为庆祝纽约卡内基音乐厅建成百年，上交受邀成为首个登台的中国交响乐团；2000年，上交与大提琴家马友友合作，录制《卧虎藏龙》电影原声音乐，并于次年夺得奥斯卡最佳电影音乐奖；2004年上交建团125周年，陈燮阳带着上交登上知名的柏林爱乐大厅，这是柏林爱乐音乐厅迎来的第一支中国交响乐团 。从《火把节》到《愁空山》，演毕，全场两千多名听众起立喝彩鼓掌10分钟 。
他实现了自己的诺言 。除了中国交响乐，他还将中国的民族音乐推向了世界 。
陈燮阳是中国指挥家中少有的横跨中西音乐——既能指挥西方交响乐团，又能指挥中国民族乐团的音乐家 。他的民乐“基因”来源于童年 。他的母亲是京剧爱好者，闲暇时会教他唱一些京剧与昆曲 。听母亲唱《梅龙镇》《甘露寺》是他童年最大的乐事 。
“交响乐与民乐的指挥技术与手法差不多，但两者的风格完全不一样 。中国音乐有很多变化，重在韵味 。西方音乐重在结构，重在轻响快慢 。”
1998年，陈燮阳首次带领中央民族乐团到维也纳金色大厅演出 。到了加演环节，陈燮阳手一挥，板鼓、小锣、钹等中国打击乐器依次奏响了似曾相识的节奏 。正当观众们猜测究竟是什么曲子时，《拉德斯基进行曲》的旋律奏响了，全场顿时沸腾 。没人想到，这首维也纳新年音乐会的保留返场曲竟以如此特别的方式登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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