爱国卫生运动|医学即政治,政治不过是更大的医学


北京联盟_本文原题:医学即政治 , 政治不过是更大的医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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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枪炮、病菌与钢铁》一书的作者贾雷德·戴蒙德在新著《剧变》中提到 , 很多国家在剧变中会变得“马赛克” 。 其实 , 不论是个人、民族还是国家 , 在时间的作用下 , 其内部都是各种截然不同的元素的复杂混合 , 都存在新与旧的“马赛克”式共存 。
在今天的推送中 , 书评人维舟探讨了“卫生的现代性”这一话题 。 自上世纪初 , 中国人的“卫生”屡屡被其他现代化国家所病垢 。 而正是在外界的批评刺激下 , 中国人才赋予“卫生”一词以强烈的政治性 。 从1952年的“爱国卫生运动”到之后的“整治城市环境脏乱差”等一系列话语 , 都是通过对个人的规训 , 使国民迈入一道看不见的“文明的门槛” 。 “卫生”一词也由此和“爱国”联系了起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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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国、卫生和运动
文/维舟
节选自/《一只脚踏进后现代》
虽然时下热门的穿越剧经常将某些历史时期浪漫化 , 但如果真有现代人能穿越回去 , 他恐怕是难以忍受前现代城市的气味的 。 近代来华的欧美人和日本人对中国城市最深刻的总体印象之一就是肮脏 。 城市恶劣的卫生状况在18世纪之前几乎是一个世界性现象 , 中世纪欧洲城市之肮脏 , 较中国城市有过之而无不及;但在欧美各国逐步实现现代化之后 , “不卫生”从此成为衡量文明程度的重要标尺 , “肮脏的国民”也因而常常与落后、愚昧、贫弱等关键词相连 , 给试图跻身文明世界的中国人造成极大的精神压力 。
传统的中国城市确实并不干净:它们基本上都没有下水道和垃圾处理设施 。 无锡的城区直到1929年尚无完整的下水系统 , 连现代化方面最领先的上海也直到光绪年间才砌有阴沟 。 即便是上海 , 其公共卫生状况在如今看来也是令人难以忍受的 。 晚清时期的诸多目击者都曾指出上海人烟稠密 , 秽气很重 , 城区的大小河浜更是恶浊不堪 , 棚户区药水弄曾有一首民谣形容上海的环境:“走路不平 , 吃水不清 , 点灯不明 , 出门不太平 。 ”在现代之前 , 通常农村要比城市干净 , 但据来自广东的张国高1950年的文章中所言 , 上海周边江南乡镇的卫生也并不好:“无论乡间或镇上 , 可以说没有一处的厕所不是很简陋与龌龊的……”
简言之 , 在传统社会 , 不卫生、不文明之类的现象是暴露的、可见的 , 但与现代化伴随而来的文明化进程 , 却要求人们控制这些现象 , 使之“不可见化”:粪便、污水的处理通过下水系统进行 , 不再出现在公众视野 , 而个人也需要控制自己随地吐痰之类的不卫生行为 , 当众做出此类举动便将被视为不文明之人 。 最早发明抽水马桶的英国人曾在1796年的讽刺漫画中描绘“各国厕所”:英国的抽水马桶、苏格兰的水桶、法国的沟渠、荷兰的湖泊 , 毫无疑问 , 处理污物最隐蔽的就是最具优越感的 。
对公共卫生的关注 , 在中国来说基本上是现代化的产物 。 传统时代的中国政府几乎不承担公共卫生的职能 , 无论是预防疾病还是促进人民健康 , 那都是个人的事;传统中医也从来都是个体单独行动 , 从未有哪个政府将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公共卫生运动 。 在明清时代 , 即便有“卫生”一词(这个词本身就是外来语 , 最初是日本人借用《庄子》里的“卫生”一词来翻译英文hygiene , 然而两者含义其实有相当大的差别) , 也是与“爱国”“运动”无关的 。
从20世纪初开始 , 随着中国逐渐被卷入现代化浪潮 , 出现了一个全新的卫生运动:无论个人卫生还是公共卫生都成为文明和现代性的标志 。 用美国学者罗芙芸的话说 , 是“卫生的现代性”:国家、民族和个人是否卫生 , 已成为他们是否文明的一个总体性先决条件 , 以及衡量其品质的标准 。 事实上 , 这是对外界批评的一种刺激性反应:正因为屡屡被现代、文明的各国诟病 , 才使中国人赋予“卫生”一词如此强烈的政治性 , 因为“卫生”已不再单纯是个人养生或健康的问题 , “不卫生”事实上就是中国落后的标志和缩影 , 是人口素质低下、国民愚弱的象征 , 实现公共卫生由此具有了国民素质整体提升的意味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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