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纵横|潘岳: 对文明“根性”的严重误解, 是今天中西之争的最大问题 | 文化纵横( 八 )
希腊城邦的叛离和马其顿帝国的专制 ， 无限发展 ， 因果难分 。
弗格森总结说 ， 希腊城邦不可能融合 。 “希腊城邦是一个有着独特内在构造的单细胞有机体 ， 除非进行再分割 ， 否则无法发展 ， 它们可以无限制地复制同类 。 但这些细胞 ， 无论新旧 ， 都无法联合起来 ， 形成一个强大的民族国家 。 ”
因为 ， 希腊城邦政治的根基 ， 不是民主 ， 而是自治 。 斯巴达的双王制、小亚细亚的君主制和雅典的民主制一样长久 。 城邦自身可以选择任何政治制度 ， 但绝不服从外来的权威 。 谁有权力决定政治制度呢？只有城邦内的世居者 。 希腊城邦有投票权的“公民”必须是世代诞生于本地的同族 。 外邦人无法获得政治权力 ， 更别说成为领袖 。
“绝对自治”也意味着“绝对地方主义” ， 让统一变得不可能 。 希腊城邦不只反对领土国家 ， 连联邦式国家都反对 。 马其顿组建的科林斯联盟被雅典痛斥为“奴役” 。 实际上该联盟只不过是把投票权按照城邦实力分配 ， 大城邦票多 ， 小城邦票少 ， 小城邦都坚决不同意；而若实行小城邦认可的“一城一票”联盟（阿凯亚同盟和埃托利亚同盟） ， 雅典和斯巴达这样的大城邦又觉得亏了 ， 也坚决不同意 。
到整个希腊世界被罗马征服之前 ， 他们都没有演化出一套大小城邦都满意的“联邦制” 。 城邦的利益定要凌驾于共同体利益之上 。
（四）战国的“合”vs. 希腊的“分”
对“分”与“合” ， 战国与古希腊的政治观念完全不同 。
中国上古时代也曾经有过万邦林立、一城一国的局面（“执玉帛者万国”[12]） ， 类似于希腊城邦世界 。 到周初还剩1800个部落方国 。 但最终这些城邦没有长期分立 ， 而是在争斗吞并中形成了地区性王国 ， 进而发展成统一王朝 。 表面上看 ， 西亚北非的古老文明如苏美尔、埃及和波斯也是如此 。 其实不一样 。 亚非古国靠的是“神权” ， 中国靠的是世俗伦理共识 。
夏商周时的邦国世界中 ， 始终存在一个从政治实力到文化影响都处于绝对优势的大邦 ， 作为名义或实际上的共主 。 [13]谁能当共主 ， 取决于谁拥有唯一的天命 。 天命同时包括了武力和道德 。 道德不是以神权 ， 而是以民心做基础 。谁能既强大又保民 ， 谁才能拥有天命 。 否则 ， 天命就会转移 。 就会发生殷革夏命 ， 周革殷命 。 战国七雄虽不再服从周天子 ， 但却共同认为天命只有一个 ， 分治不能长久 。 诸子百家争论如此尖锐 ， 却也共同认为 ， 建立统一的秩序 ， 才是由乱入治的要道 。同时代的希腊城邦世界不存在共主 ， 只有不同的联盟 ， 互相斗争而从不认为存在一个“共同的秩序” 。
从城邦之间的关系来看 ， 周人的新封国对周天子负有拱卫责任 ， 非周人的封国通过与周王朝联姻而建立亲戚关系 。 封国之间有一整套规矩要遵循 ， 比如一国发生瘟疫 ， 其他国家要支持财物；一国发生灾荒 ， 其他国家要借粮；一国有喜事丧事 ， 各国要前往庆贺哀悼 。这些责任是强制性的 ， 由天子负责维持 。 即便在天子权威减弱的春秋时代 ， 霸主们也要维持这套规矩才能当霸主 。 这就强化了邦国之间同属“华夏世界”的认同 。 而希腊城邦之间 ， 虽然祖先的血缘有一定关系 ， 但彼此之间没有建立责任关系 。 即便是从母邦殖民出去的新城邦 ， 对母邦也没有责任义务 ， 甚至经常反戈一击 。 希腊人也苦恼于这一点 ， 举办各种大型节庆和赛事的初衷 ， 就是为了“唤醒”同为希腊人的认同 。 但即便在希波战争时 ， 希腊人共同身份也只起到微弱作用 。
两种文明根性塑造了两种不同的道路 。
西方不断走向分 。 从地域上分 ， 从民族上分 ， 从语言上分 。 其间也有统一的努力 ， 如罗马的努力 ， 基督教的努力 。 但分的趋势占据主流 ， 最终归结到了个人主义和自由主义 。
中国则不断走向合 。 从地域上合 ， 从民族上合 ， 从语言上合 ， 其间也有分离的时期 ， 比如王朝更替 ， 比如游牧民族冲击 ， 但合的趋势占主流 ， 造就了中华文明的集体主义根性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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