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无为”到“有为”：浅谈西汉中前期统治思想的变迁历程
导语：儒家学说在历经了秦朝不成熟的政治首秀 ， 而不受统治者待见之后 ， 便同大部分诸子百家的其他学说一样 ， 在秦朝“焚书”的文化摧残中元气大伤 。 伴随着秦朝的二世而亡 ， 随后建立的大汉王朝吸取了秦朝速亡的深刻教训 。 不再一味地强调以高压法度压制民间 。 在选择保留秦朝旧制的同时 ， 又部分的恢复了分封制 。 而在秦朝不受待见的儒家和道家学说 ， 在新生的大汉王朝之中又将会扮演什么样的角色呢？
“坑灰未冷山东乱 ， 原来刘项不读书”
自从大秦王朝打算沿着法家规划的的道路一骑绝尘 ， 大肆压制其他诸子百家思想后不久 。 随着千古一帝秦始皇嬴政的突然去世 ， 让原本就危机四伏的天下陡生变乱 。 先是秦王室内部爆发了血腥的权力之争 。 嬴政长子扶苏、军中栋梁蒙恬等先后死于政治风波 。 再加上外部日益严苛的国家统治 ， 很快 ， 早已经伺机而动的六国旧贵族 ， 便趁着陈胜吴广起义燃起的冲天大火趁势而起 。 不消数年 ， 原本统一的大秦王朝便四分五裂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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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末农民起义形势图
而关于秦朝二世而亡的教训 ， 显然是被大秦的继任者大汉看在眼中 。 于是 ， 在选择继承秦朝旧制的同时 ， 又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早已被大秦扫进历史垃圾堆的分封制 。 政治上采取了不同于秦朝的所谓“黄老之术”作为整个国家的知道思想 。 在其指导下 ， 以无为而治、轻徭薄赋的经济手段治理民众 。 思想上的限制虽然依旧存在 ， 但是相比秦朝却已经宽松得多了 。
显然 ， 这样的施政手法 ， 虽然有助于破败的生产力迅速恢复 。 但在性质上相比起秦朝来说 ， 却是从一个极端滑向了另一个极端 。 即从秦朝“无所不管 ， 无所不包”的法家思想治国转变为“清静无为 ， 与民休息”的道家思想治理天下 。 也正是这一正一反两个极端的治理方式 ， 再加上多年战争的破坏 ， 让原本被秦国以强大武力统一起来的国家和人口有了一丝“患难与共”的共同情感记忆 。
换句话说 ， 汉初的天下百姓 ， 其内心中的“六国情怀”早已被战乱和死亡磨灭的八九不离十了 。 如今生存下来 ， 唯一的希望就是能够活下去 。 只要能安稳的活下去 ， 谁来做大王 ， 或者皇帝 ， 其实已经没有那么的重要了 。 眼下朝廷收的赋税少了 ， 也不经常强行征用劳力了 。 在百姓们看来 ， 这就是朝廷对自己的束缚宽松太多的直接体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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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汉建立形势图
而也正是因为这一点 ， 为大汉的统一和稳定带来了隐患 。
汉代初年“黄老之术”的影响力以及负面效应
一：内部隐患初现
前文已经明确提到 ， 汉初的统治者们鉴于秦朝速亡的教训 ， 最终在政治体制上采取了所谓“郡国并行”的混合制度 。 但是 ， 这样的制度却在很大程度上是大汉王朝的建立者刘邦的无奈之举 。 分封的数位异姓诸侯王 ， 在他生前便被逐个削除 。 最后在刘邦的生命即将走向完结之时 ， 立下了“非刘氏而王者 ， 天下共击之”的所谓“白马盟誓” 。
然而 ， 分封制的分裂基因 ， 在封建大制度的催化下 ， 又其是血缘关系能够长久维持的？特别是在“黄老之术”盛行的汉初 ， 其中央政府对民众控制力的极端低下 ， 必然会导致各地被分封的诸侯王对于民众控制力的相对强势 。 权力额真空 ， 总会有力量前来弥补 。
依附于土地而生的百姓 ， 在面对掌握着大量土地的诸侯王时 ， 他们的命运完全是被裹挟着的 。 在他们眼中 ， 皇帝是远在关中的那位“王中王” ， 眼下现管着自己的刘姓诸侯王们 ， 才是主宰他们命运的真正主人 。 而诸侯王传承数代之后 ， 原先的血缘意识逐渐被时间所冲淡 。 与中央政府的关系 ， 也会发生微妙的变化 。 这种变化 ， 同各地诸侯王的实力膨胀有着密切的关系 。 而这些 ， 只是大汉王朝坚持了数代“黄老之术”后产生的内部隐患 。 最终 ， 酿成了汉景帝年间“七国之乱”的危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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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国之乱示意图
二：外部威胁升级
而汉初时真正威胁大汉国家安全的敌对势力 ， 却是出现在帝国的北方 。 即草原之上的匈奴人 。 以当年刘邦被匈奴骑兵团团包围于白登为起始点 ， 大汉面对这个北方恶邻 ， 一直采取隐忍加和亲的拉拢战略 ， 避免与匈奴人发生大规模的直接冲突 。 这样的做法 ， 一方面有利于经历长期战乱的中原百姓尽快恢复过来 ， 医治战争创伤 。 但在另一方面 ， 确实大大有损大汉王朝的脸面 。 这其中 ， 就以刘邦去世后 ， 吕后接到的一封匈奴人首领冒顿单于送来的书信 ， 史称“嫚书事件” 。 “考惠、高后时 ， 冒顿浸骄 ， 乃为书 ， 使使遗高后曰：“孤偾之君 ， 生于沮泽之中 ， 长于平野牛马之域 ， 数至边境 ， 愿游中国 。 陛下独立 ， 孤偾独居 。 两主不乐 ， 无以自虞 ， 愿以所有 ， 易其所无 。 ”高后大怒 ， 召丞相平及樊哙、季布等 ， 议斩其使者 ， 发兵而击之 。 ”《汉书·匈奴传》
意思很明确 ， 我冒顿是个丧妻的君王 ， 而你吕太后则是掌握汉朝大权的丧夫之人 。 虽说咱俩都是掌权的 ， 但却郁郁寡欢 ， 不如凑合在一块作个伴吧！
奇耻大辱！但就是面对这样的侮辱 ， 汉朝的统治阶层们依旧没有选择同匈奴开战 。 最后吕后选择忍气吞声的回书一封 ， 婉转的谢绝了冒顿的“好意” ， 并且附带送上了珠宝美女给匈奴人 ， 这才打消了他们的妄念 。 不得不说 ， 大汉选择如此息事宁人的处理方式 ， 除了自身实力不足外 ， 同“黄老之术”强调的“清静无为”不无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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白登之围
但是 ， 不断以威胁手段从大汉得到好处的匈奴人 ， 又怎会因为得到了好处而选择放弃对大汉的威胁呢？
【从“无为”到“有为”：浅谈西汉中前期统治思想的变迁历程】“罢黜百家 ， 独尊儒术”还是“罢黜百家 ， 明彰六经”？
一：儒家再一次不完美的登场
面对越来越严重的统治危机 ， 大汉的统治者们自然心中有数 。 就拿“七国之乱”的爆发来说 。 便是大汉中央政府注意到了地方诸侯国“尾大不掉”的情况 ， 决心下手整治一番 。 这才直接引起了同姓诸侯王的巨大反弹 。 而正是因为这种情况 ， 越能说明当时是在已经到了不得不改弦更张的时候了 。
说了这么多汉武帝即位前的大汉帝国内外的政治形势 。 大致可以总结出两个阶段的指导思想变化历程：
第一阶段 ， 从大汉建立到异姓诸侯王被削平 。 大汉实际上以秦朝旧制统御天下 ， 外加分封异姓诸侯王 ， 以平衡各方势力 。 并辅之以道家“黄老之术”与儒家的仁政思想治理民众 。
第二阶段 ， 随着秦末汉初战事不断 ， 民生进一步凋敝 ， 外部匈奴时常扰边 。 为了尽快恢复民力 ， 以“清静无为”为主要特点的“黄老之术”开始取代法家术法思想的主体地位 ， 并继续辅之以儒家的“仁政”理念 。 大汉内部各方面开始迅速恢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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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并天下”瓦当
而在这两个阶段之中 ， 儒家学说的影响力一直处于末席 。 但是 。 历史的进程不断向前推动着 。 经过汉初七十余年的厚积薄发 。 到了汉武帝刘彻即位后 ， 大汉的实力早已今非昔比 。 但是 ， 表面的繁花似锦下 ， 也伴随着内外两方面巨大压力 。 所以 ， 年轻的汉武帝意识到 ， 自己应该首先在内政上下一番功夫 ， 以便于大汉的中央政府能够真正的将天下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
显然 ， 如此大规模变更国家指导思想的行为 ， 本身就包含着很大的风险 。 更何况 ， 此时的刘彻 ， 还要面对自己权力背后那个巨大的阴影——迷信“黄老之术”的窦太后 ， 他的亲奶奶 。
另一方面 ， 当时的儒家学派虽然历经了秦末到汉初这段漫长的时间 。 但是 ， 深藏在骨子里的“厚古薄今”理念 ， 依然让承袭儒家学说的儒生们在政治舞台上的表现 ， 如同今日的“中二少年”一般幼稚 。 赵绾和王臧二人的表现便是个典型的例子 。 赵绾以劝说汉武帝不要事事都请示窦太后为引子 ， 开始试探着用儒家学说取代“黄老之术”成为大汉的统治思想 。 然而 ， 也是由于他二人的过于冒进 ， 这才令坚持清静无为治国理念的窦太后找到了机会 ， 将他二人一举下狱 ， 最后二人被逼自尽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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窦太后与汉武帝剧照
二：融合其他学说优点的“新儒学”逐渐上位
虽然儒学的再次登场继续遭遇了失败 。 但是 ， 汉武帝却看到了儒学对于今后大汉维持大一统局面 ， 有着莫大的好处 。 所以 ， 少年老成的刘彻没有过分追究赵绾和王臧二人死于狱中的真相 。 而是选择了观察和隐忍 。 建元六年 ， 窦太后薨逝 ， 汉武帝刘彻这才算彻底掌握了最高权利 。 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革措施 。
第一个任务 ， 就是解决国内统治基础的问题 。 而通过前面的内容我们知道 ， “清静无为”了七十年的大汉 ， 实力早已不知到了何种地步 。 而这个“不知” ， 除了汉初朝廷没有大规模动用民力外 ， 也同其控制力薄弱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 。 而这样的统治状况 ， 是胸怀大抱负的汉武帝刘彻所不能容忍的 。
同样 ， 儒家学说经历了秦朝与汉初两次较大的失败后 ， 其自身研习者在不断反思的同时 ， 儒家学说本身也在不停的发展 ， 以便适应快速变化的社会现实 。 而这一切 ， 也正是汉武帝刘彻所需要的 。 于是 ， 汉代官方指导思想逐渐开启了第三阶段的变化 。 即：以吸收接纳了道家、阴阳家、法家等学派优秀思想的所谓“新儒学”为帝国的指导思想 。 为对内削弱诸侯国势力、加强中央集权；对外由守转攻 ， 开始对北方匈奴大规模用兵的变化 ， 做出提前的思想理论准备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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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前119年卫青、霍去病北击匈奴
值得注意的是 ， 所谓的“罢黜百家 ， 独尊儒术”提法 ， 其实很容易让人产生两层错误的理解 。 第一层错误理解 ， 就是将“罢黜百家 ， 独尊儒术”真的看成是大汉官方开始搞类似秦朝的“文化专制”政策 。 除了儒学外 ， 其他学说一律禁绝研究 。 并且中央政府也只承认儒学这一种学说 。 第二层错误理解 ， 是将“新儒学”的全面上位看成是一个一蹴而就的标志性事件 。
第一 ， 汉武帝刘彻从来就没有做出 ， 或者打算做出只推崇儒家学说 ， 而严禁其他学说参与国家建设的事情来 。
所谓的“罢黜百家 ， 独尊儒术”严格意义上来说应该是“罢黜百家 ， 明彰六经”才是 。 即大力宣传“新儒学”的意思 。 其在思想文化界的推崇力度 ， 要远远大于在政治上的推崇力度 。 因为“新儒学”能够为汉帝国的中央集权措施提供较为完备理论解释 ， 并且支持接下来即将进行的对外作战 。
第二 ， “罢黜百家 ， 独尊儒术”是一段儒家思想逐步上位的历程 ， 而非一个具有时间节点性质的标志性事件 。
这一点很好理解 ， 从汉武帝登基之初的经历就可以看出来 。 儒学的上位绝不是简简单单依靠一纸文化政策的颁布就能顺利推行的 。 而这一层错误理解 ， 其实同后世的儒家学者们过度神话汉武帝时期的大儒董仲舒不无关系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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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仲舒像
结论
总体上说 ， 在涉及到治国理政具体实践时 ， 汉初的历代统治者 ， 包括汉武帝刘彻 ， 以及之后的汉宣帝刘询（即刘病已） ， 都有着极强的实用主义倾向 。 最直接的证据 ， 莫过于后来汉宣帝刘询针对单纯以儒术治天下观点做出评价的一番话：“汉家自有制度 ， 以霸王道杂之 ， 奈何纯任德教 ， 用周政乎?且俗儒不达时宜 ， 好是古非今 ， 使人眩于名实 ， 不知所守 ， 何足委任?”-《汉书·元帝纪》
这是汉宣帝刘询教育自己的太子 ， 即后来的汉元帝刘奭的一番话 。
由此可以看出 ， 汉代的统治者们清楚的知道 ， 治理天下从来都需要手腕与仁治并行 ， 术法与德政相间 。 单纯的依靠儒家的仁政理念而放弃术法 ， 对治理国家来说绝对是一种纸上谈兵的理想 。 同样 ， 单纯和依靠法家强调的术法 ， 或者是道家主张的清静无为这样的单一政策治国 ， 都是灾难性的 。 一旦实施 ， 只能导致天下大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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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宣帝刘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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