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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大清帝国也是“殖民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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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大清帝国也是“殖民主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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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兆光：大清帝国也是“殖民主义”吗？】最近二三十年里 ， 由于全球史成为历史学界的一大潮流 ， 相当多的欧美历史学家 ， 提出了一个对中国史相当有挑战性的说法：即东方的大清帝国对边疆的政策 ， 和西方即英、法、西、葡、荷等帝国的对外政策是一样的 。 从全球史的观点来看 ， 大清王朝对西北的开疆拓土 ， 以及对西南的改土归流 ， 不仅与同时期的欧洲各帝国的殖民地事业没什么两样 ， 都是“近代早期”（earlymodern）特别是18世纪全球殖民主义浪潮的一部分 。 所以 ， 濮德培（PeterPerdue）用了“征服”（conquest）一词命名他的著作 ， 并说 ， “清朝的扩张 ， 其实也是十七至十八世纪全球史的组成部分 。 在这一历史时期 ， 几乎在世界各地 ， 新兴的统一帝国都通过对外军事征服方式来扩大领土 ， 而移民、传教士和商人则紧随其后 。 ”在这一方面 ， 大清帝国与奥斯曼帝国很相似 ， 它们都统治了很多的民族和广大的疆域 ， 只是两个帝国结局不同 ， “它们都在19世纪末陷入崩溃境地 ， 但奥斯曼帝国的疆域分裂成为几个民族国家 ， 而清帝国则被整合为单一的国民政权” 。 他还认为 ， 大清帝国对西部的征服 ， 如果作为一个全球史的事件来观察 ， 那么 ， 那个时代的CentralEurasia还不是大清帝国以及后来中国的边缘省份“新疆” ， 各种来自中国、俄国、印度和欧洲的宗教、贸易辐辏于此 ， 在地缘上看 ， 它更在俄国、准格尔、大清三个帝国之间；西北如此 ， 西南也如此 ， 脱开以中国立场界定“中心—边疆”的观念来看 ， 他们认为 ， 西南苗彝也只是被明、清帝国殖民的地域和族群 。 美国学者何罗娜（LauraHostetler）的《清代殖民事业：前近代中国的人种志与图像学》以及乔荷曼（JohnE.Herman）的《云雾之间：中国在贵州的殖民 ， 1200–1700》 ， 讲的就是大清如何把西南苗彝族群逐渐变成编户齐民 ， 把西南地区正式纳入大清版图的故事 。 他们的书名中 ， 都不约而同使用了“殖民”（Colonial或Colonization）这个词 。 清帝国对西北的平定是“征服”吗？对西南的改土归流是“殖民”吗？再说得久远一些 ， 古代中国对于周边异族也是“征服”与“殖民”吗？就像说到“汉化”西方学者不赞成一样 ， 说到“殖民” ， 中国学者往往也会不高兴 。 中国学者会觉得 ， 近代以来 ， 中国一直受帝国主义欺负 ， 差不多已经成了半殖民地 ， 结果你们还说我们是“殖民”？但我以为应当理解 ， 他们之所以用“殖民事业”这个词 ， 是另有历史观念与学术背景的 。 如果我们不在道德意义上评论“殖民”的功过是非 ， 而只是把“殖民”当做一个（他们所说的“前近代”）全球史过程 ， 似乎这也无可非议 。 通常 ， 中国学者尤其是汉族中国学者不免有这样的习惯：首先会沿袭古代中国“大一统”的历史观念和“中央—边疆”的视角 ， 其次也会受到晚清以来“五族共和之中国”与“中华民族是一个”这种国族意识的影响 ， 再次 ， 甚至还会残留古代“华夷”与“文野”的历史记忆和文明进化论 。 因此 ， 总觉得这些“苗彝”本来就是中国之边缘 ， “变其土俗 ， 同于中国”本来就是“进于华夏” ， 仿佛是从野蛮变成文明 。 甚至还会认为 ， 古代中国的汉族与非汉族 ， 主要也是“平等基础上的互助关系 ， 这是民族关系发展的主流” 。 但是 ， “德以柔中国 ， 刑以威四夷” ， 古代中国就深谙此理 ， 开疆拓土的帝国何尝如此温柔敦厚？被征讨的“蛮夷戎狄”固然被杀戮得很惨 ， 去讨伐的军人同样死伤无算 。 中唐杜佑就曾在《通典·边防》中 ， 痛心疾首地检讨盛唐的扩张 ， 他说 ， 仅仅是天宝年间 ， 哥舒翰远征吐蕃 ， 两万人在青海岛上 ， “不能救而全没”；安禄山在天门岭讨伐奚与契丹 ， “十万众尽没”；高仙芝远征石国 ， 在怛逻斯川“七万众尽没”；而杨国忠去打阁罗凤 ， “十余万众全没” ， 前后“没于异域数十万人” 。 就连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范文澜 ， 也不能同意那种政治化的粉饰说法 ， 1980年初 ， 《历史研究》发表了他写于1962年的遗稿 ， 在这份没有发表的遗稿中 ， 他就说古代帝国统治下的民族与国家之间、民族与民族之间、国家与国家之间 ， “完全依靠力量对比 ， 大小强弱之间 ， 根本不存在和平共处、平等联合这一类的概念” 。 这就像前引文献中所说的 ， “命将出师 ， 恣行诛讨” ， “搜山荡谷 ， 穷兵罄武” 。 以清代贵州“改土归流”过程中平定苗彝反叛时为例 ， 清王朝军队在镇雄“连破四寨 ， 斩首二千余 ， 尽焚其垒” ， 在威远、新平“冒瘴突入 ， 擒斩千计” ， 在清水江和丹江“潜舟宵济 ， 扼其援窜 ， 突捣其巢” ， 这种所谓“文明化”过程 ， 毫无疑问就像“殖民化”过程一样 ， 并不只是莺歌燕舞 ， 而是充满了血与火 。 让我们回到清王朝是否“殖民”的问题上来 。 应当注意的是 ， 近年来由于全球史背景下的历史新解释 ， 在国际学界非常流行 ， 这种全球史研究推动了一个新潮流 ， 这个新潮流包括有关中国边陲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研究 。 而这些有关中国边陲的研究通常有两类 ， 一是讨论中国现在的边疆地区是怎样被整合进帝国的 。 用他们的话说 ， 就是那些西南地区的苗彝是怎样被“殖民” ， 清朝是怎样“征服西南 ， 进行殖民 ， 实现主权控制” ， 换句话说就是 ， 这些原本由“土司”自主管理的“蛮夷”区域 ， 是怎样渐渐成为帝国直接管理的“中国”的；另一类是从人类学、民族志的角度 ， 重新认识那些华夏边缘的异族 ， 他们是否从人种和文化意义上 ， 就与内地汉族有所不同？他们是否是由于“他者”才逐渐产生“我者”意识 ， 并逐渐形成自我认同的族群？他们在那个时代是否并不认同“中国”或“满蒙汉”帝国？也就是说 ， 他们试图通过这种研究 ， 来讨论民族的“本质性”和“建构性”问题 。 那么 ， 清帝国“殖民”说有没有道理呢？我个人以为 ， 它就与“汉化”说一样 ， 一半有道理 ， 一半没有道理（或者说 ， 一半可以接受 ， 一半需要修正） 。 为什么说一半有道理呢？因为 ， 这里确实有可以引起我们反思的死角 。 十八世纪前后 ， 世界上各个帝国“你方唱罢我登场” ， 奥斯曼帝国和莫卧儿帝国虽然处在衰落之中 ， 但俄罗斯帝国却逐渐向东向南侵蚀 ， 而大清帝国却迅速崛起 ， 并且向西扩张 ， 过去曾经横行海上的葡萄牙、西班牙帝国虽然逐渐衰落 ， 但欧洲的英、法、德帝国却在向东方扩张 ， 但正是这种扩张 ， 逐渐引起了各个帝国的挤压和碰撞 ， 挤压和碰撞的结果是 ， 有的帝国萎缩 ， 有的帝国衰落 ， 有的帝国崛起 ， 有的帝国膨胀 ， 这当然是后话 。 但是 ， 十八世纪中叶大清帝国恰恰在扩张的巅峰状态中 ， 乾隆一朝所谓“十大武功” ， 其实就是清帝国在“殖民主义扩张”中 。 正如前面所说 ， 清代中国版图相当广大 ， 其中边陲的一些区域 ， 并不能说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 ， 历史上 ， 中国四周的疆域不断变动 。 过去 ， 中国学者撰写中国史 ， 常常会提及西汉设酒泉等四郡 ， 张骞通西域 ， 李广利一直远征到贰师城（今吉尔吉斯斯坦） ， 也会提及张骞试图经云南通身毒 ， 诸葛亮南征擒孟获 ， 当然更会提到大唐帝国在四裔的开疆拓土 ， 似乎这些地方很早就已经纳入中国版图 。 其实 ， 古代中华帝国的疆域不断变化 ， 正如我前面所说的 ， 很多地方一直到唐宋时期还是化外之地 ， 未必就是真的“中国” ， 更不必说收缩了的宋代和明代—清代直接继承的是明代—西北西南的很多地方 ， 都不在“禹域”之“内” 。 所谓“西域诸国” ， 在明代就连敦煌也已经不归中国管辖 ， 所以才有“嘉峪关外即非吾土”之语；所谓“千洞百蛮” ， 云贵苗彝 ， 基本还是由土司管理 ， 和内地府厅州县这种编户齐民的政府管理还是有区别的 。 清代把西域拓为“新疆” ， 在云贵“改土归流” ， 帝国在边缘族群的地区派驻军队 ， 设置机构和官员 ， 大量兴办学校 ， 征收齐民的赋税 ， 使这些地方逐渐“从异域到旧疆” ， 在全球史上来看 ， 确实也可以称之为“殖民事业” 。 那么 ， 为什么我说“殖民”这个说法还有一半没道理呢？这是因为当历史研究者使用colonization这一概念的时候 ， 我们常常会被来自西方的“殖民”概念引发某种误解 ， 觉得清王朝对于西北、西南的殖民 ， 和英法西葡等西方国家对亚非拉的殖民 ， 无论性质、目的与方式都一样 。 之所以我不能无条件接受“殖民”这个概念 ， 是因为我无法简单地把这一“殖民”和那一“殖民”等量齐观 ， 把大清帝国和西方列强在亚洲、澳洲、非洲和美洲的征服当作同一个“殖民” 。 以“改土归流”为例 ， 应当注意到 ， 明清两代的措施 ， 基本上是：（1）设置官吏 ， 把边陲之地与内地一样“郡县化”；（2）征收赋税 ， 使异域之民等同内地一样作为“编户齐民”；（3）兴学设考 ， 让殊方异俗逐渐改造同于内地文化 。 因此 ， 以欧洲近代英法西葡荷的殖民来跟中国明清改土归流进行对比 ， 要看到有三个不同 。 第一 ， 是跳出本土远征海外 ， 还是从中心向边缘的逐渐扩大；第二 ， 是为了掠夺资源 ， 还是纳入帝国；第三 ， 是保持宗主国与殖民地的异质性 ， 还是要逐渐把蛮夷与华夏同质化 。 所以 ， 我很赞成西方学者能在全球史的新背景下 ， 看到中西历史确实有相似相近之处 ， 但我也一直在提醒 ， 西方学者也许应当注意到它们之间的差别 。 正如LeeByungHo在其博士论文“ForgingtheImperialNation”所说 ， 中国从明清到近代的国家意识的转变 ， 并非从过去的“文化主义”转变成后来的“国家主义” 。 他认为 ， 中国和欧洲代表了两种不同的模式 ， 如果说欧洲模式是colonialnational（殖民国家） ， 那么 ， 中国则是patrimonialimperial（世袭帝国） 。 当然 ， 从清王朝到现代中国的民族政策 ， 其实仍然延续了后帝国时代（post-imperial）的一贯思路与做法 。 【摘自葛兆光老师《历史中国的内与外》第五章：〈重思所谓「汉化」、「殖民」与「帝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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