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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韩非子】晋文公如此行赏，韩非子为何严加批判？还批评孔子“亦不知善赏”

春秋战国时期 ， 由于名义上的天下共主周王室之势力日渐衰微 ， 强大的诸侯国便开始了割据兼并之举动 ， 并唤醒了图谋争霸天下之野心 ， 为此 ， 春秋五霸得以依次登场 ， 战国七雄也得以并列对峙 。这一方面使得周王室分封的诸侯国数量大为锐减 ， 加快了华夏大地走向统一的步伐；另一方面 ， 连绵不断的兼并争霸战争造就的天下大乱、生灵涂炭促使有识之士痛定思痛 ， 为解决当前乱世之争端提出了自己的治国安邦之思想 。为此一系列内涵丰富、作法迥异的思想便发展了起来 ， 如道家、儒家、法家、墨家等 ， 如此“百家争鸣”之态成为了春秋战国时期尤为绚烂的一幕 。
用不用武力、施不施行刑罚？是以“王道”治国还是以“霸道”称雄？用孟子的话来说 ， 这是儒法两家思想的根本分野 。个人看法 ， 虽然儒家和法家思想看似截然不同 ， 但二者本质上都是正确的治国思想 。之所以二者引发的“德”、“法”交火如此剧烈 ， 看似水火不容 ， 实则是看问题角度不同引发的无谓争论罢了 ， 用今人的理论解释便是 ， 任何理论都是只在特定条件下相对成立的 。
【韩非子】晋文公如此行赏，韩非子为何严加批判？还批评孔子“亦不知善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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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正是由于儒法两家思想的针锋相对性 ， 因此面对同一件事情 ， 往往就会产生截然不同的看法 。譬如晋楚战争之后的行赏问题 ， 儒家学派代表人孔子和法家思想集大成者的韩非子 ， 看法就截然不同 。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一、晋楚城濮之战后 ， 晋文公论功行赏 ， 先雍季后咎犯 ， 孔子赞不绝口
周襄王二十年（公元前632） ， 晋、楚两国在卫国城濮爆发了以争夺中原霸权为目的的首次大战 。开战前 ， 晋文公询问咎犯：“敌众我寡 ， 如何取胜？”咎犯给出了兵不厌诈的计谋；晋文公随后召来了雍季 ， 并将咎犯的计策告诉了他 。雍季并不赞成 ， 指出这是一种“竭泽而渔”的举动 ， 虽然一时可以取胜 ， 但并非长久之计：“诈伪之道 ， 虽今偷可 ， 后将无复 ， 非长术也” 。晋文公随后使用了咎犯的诈术 ， 晋军大获全胜 ， 但在论功行赏时 ， 晋文公却先雍季后咎犯 ， 理由便是：“雍季之言 ， 百世之利也；咎犯之言 ， 一时之务也 。焉有以一时之务先百世之利者乎？”
【韩非子】晋文公如此行赏，韩非子为何严加批判？还批评孔子“亦不知善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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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可知 ， 虽然雍季对此战并无直接贡献 ， 但却说服了晋文公明白“百世”之立信的重要性 。毕竟诈谋虽然可以取胜 ， 但终归是一种上不得台面的欺骗行为 ， 本质上并不能服人 。此种欺诈之法 ， 用了一次之后 ， 第二次便再无发挥作用之可能 ， 这便是“竭泽而渔 ， 而明年无鱼；焚薮而畋 ， 而明年无兽”的结局 。由此可见 ， 雍季反对诈谋的原因 ， 主要还是怕国君对此习以为常了之后 ， 只图诈谋之便捷 ， 不思国家进取之发展 ， 这显然不利于国家的长治久安 。因此 ， 从这个角度而言 ， 晋文公采用了咎犯的计谋 ， 但行赏时先雍季后咎犯 ， 便还是认知到了国家长远发展之重要性 。
【【韩非子】晋文公如此行赏，韩非子为何严加批判？还批评孔子“亦不知善赏”】站在儒家的角度 ， 使诈显然是一种违背礼义的不道德行为 ， 拉低了自己的道德情操 ， 降低了自己的诚信指数 。国君倘若爱好上了诈谋 ， 便失信于百姓 ， 百姓便也不会为之敬仰 ， 更不会真心为之驱动；其他诸侯国如若知晓自己如此善于耍弄计谋 ， 便失信于诸侯 ， 外交上便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 。由此可见 ， 站在“民”和“友”的角度 ， 雍季之言显然很是正确 。为此 ， 孔子对晋文公的做法大加赞赏 ， 说：“晋文公称霸天下 ， 是理所当然的！既懂得暂时的权变 ， 也懂得长远利益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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