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龙网

  1. 首页 > 资讯 > >

资治通鉴■“求真”与“求用”

张国刚
自古以来 ， 良史的标准都是秉笔直书 ， 即刘知幾所谓“良史以实录为贵” 。 但是 ， 唐宋史学中 ， 能否在史学著作中正确地褒贬得失 ， 成为新的良史标准 。 皇甫湜提出“是非与圣人同辨 ， 善恶得天下之中” ， 方才“得良史之体” 。 在历史书写中做到“善恶得天下之中” ， 就不仅仅是历史认识论的问题 ， 而是包含了历史价值论的判断 ， 即所谓“求用”的问题 。
“劝善惩恶 ， 正言直笔” ， 二者完全一致
为了讨论在经世致用目标下“求真”（实录）与“求用”（资治）的问题 ， 我们以司马光《资治通鉴》为例 。
《资治通鉴》是唐宋史学经世致用的典范之作 。 司马光的编纂宗旨有二：其一 ， “编集历代君臣事迹” ， 成就一部信实的通史 ， 这从其最初的朴素命名——《通志》中可见一斑；其二 ， 撰写一部“专取关国家兴衰 ， 系生民休戚 ， 善可为法 ， 恶可为戒”的编年体通史 ， 以为资治之镜鉴 。 前者求真 ， 后者求用 ， “劝善惩恶 ， 正言直笔” ， 二者完全是一致的关系 。
为了求真 ， 司马光要求助手广泛搜集资料 ， 依据年月日顺序编纂长编 ， 对于有歧义的史料进行考证 ， 成果就是《考异》30卷 。 当然 ， 在史料取舍及解释上 ， 也会折射作者的政治态度 ， 从而表现出史家的个性 。 “司典序言 ， 史官记事 ， 考论得失 ， 究尽变通 。 所以裁成义类 ， 惩恶劝善 ， 多识前古 ， 贻鉴将来 。 ”“考论得失”之际 ， 终究要讲究变通 。 这里的“变通”二字 ， 其实就是史家在落笔之际 ， 出于经世情怀的考量 。
《资治通鉴》作为一部重点记述政治史和军事史的史书 ， 其中所蕴含的领导智慧 ， 绝不是不切实际的纸上谈兵 。 毛泽东称赞说 ， 《通鉴》写战争 ， 神采飞扬 ， 传神得很 ， 充满了辩证法 。 这就是不搞教条 ， 在解决复杂问题时“行权立断” ， 应该有随机应变的灵活而果断的决策能力 ， 驾驭复杂问题的谋略和操作技巧 。
东汉末年 ， 何进在袁绍的鼓动下 ， 要诛杀全部宦官 ， 遭到妹妹何太后的反对 ， 于是何进暗中怂恿董卓等军阀进京逼迫太后让步 。 幕僚陈琳对此很不以为然 ， 因为这样做表面上没有违背太后的懿旨 ， 实际上却是用军阀来胁迫太后 ， 何必绕这么大的圈子呢？陈琳说：“但当速发雷霆 ， 行权立断 ， 违经合道 ， 天人顺之 。 ”《资治通鉴》写作“行权立断 ， 则天人顺之” 。 他的意思是你军权在握 ， 先诛杀宦官 ， 然后再慢慢与太后解释 ， 这是符合民心、符合天意的事情 ， 为什么要找外军入京胁迫太后呢 ， 不是自欺欺人吗？而且 ， 外兵入京 ， 你能掌控这个局面吗？
这一段话涉及中国古代政治智慧中的“守经”与“行权”的问题 。 这个问题的哲学基础 ， 唐人赵蕤《长短经》（又作《反经》）中有系统讨论 。 其主要观点是 ， 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 ， 没有永恒不变的治国之道 。 王道、霸道、强国之道 ， 都是为了构建一种治理秩序 ， 因为时势需要而改变 ， 不可认为有一种永恒不变的治理模式或处事方式 。 如果片面地“守经” ， 很可能胶柱鼓瑟 ， 犯了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的错误 。
再以《资治通鉴》所记三国时期刘备事迹为例 。 建安十六年（211年） ， 刘备入川 ， 军师庞统建议径取益州 。 刘备犹豫地说 ， 现在我全靠与曹操反向操作 ， 才有立身之地 ， 治民理政 ， “操以急 ， 吾以宽；操以暴 ， 吾以仁；操以谲 ， 吾以忠 。 每与操反 ， 事乃可成耳 。 今以小利而失信义于天下 ， 奈何？”庞统则说 ， 大乱之时 ， 治民理政 ， “固非一道所能定也 。 ”意思是 ， 宽与急、刚与柔 ， 要变通运用 。
其实这是《资治通鉴》的一种价值观 ， 不过这种价值观被司马光包装起来 ， 曾国藩独具只眼 ， 勘破了个中玄奥 。 他说 ， “窃以先哲经世之书 ， 莫善于司马文正公《资治通鉴》 。 其论古皆折衷至当 ， 开拓心胸” ， “能穷物之理 ， 执圣之权；又好叙兵事所以得失之由 ， 脉络分明” 。 也就是说 ， 我们读《资治通鉴》 ， 不仅应该读它“正”的一面——大仁大义、社会责任 ， 还应该读它“奇”的一面 ， 通权达变、守正出奇 。


推荐阅读


上一篇：乡村■实打实地推进乡村振兴

下一篇：食客 商街渐有烟火气 北京餐饮业重启按下“加速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