贫困的仕途：从鲁迅爷爷科场行贿看官员待遇
张程史客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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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绪十九年（公元1893年）是江南乡试之年 。 京官殷某出任江南乡试正考官 ， 南下苏州 。 绍兴城丁忧在家的内阁中书周介孚派家人前来拜托殷某“关照”应试的周家子弟 ， 包括长子和几个侄子 。 科举舞弊是重罪 ， 但到光绪年间早已流弊日广 。 冒籍、夹带、刺探试题、雇用枪手甚至行贿考官等等 ， 无所不有 。 周介孚在北京做官多年 ， 和同样是京官的殷某相识 ， 加上丁忧在身 ， 就写了一封信附上银票让家人送给老相识 。 这本是司空见惯、手到擒来的易事 。 可周家的下人实在不会办事 ， 把一件简单的事情办成了一桩大案 。 殷主考停驻在官船上 ， 正好有苏州地方官上船拜访 。 周家下人找到官船后 ， 也不看合适不合适 ， 就把信和银票交给随从 ， 让呈给殷主考 。 随从见是内阁中书周介孚的来信 ， 又有银票 ， 不敢怠慢 ， 就拿进去递给了主子 。 殷主考拿到信和银票 ， 看看在座的苏州地方官 ， 极为尴尬 。 苏州地方官自然晓得是怎么回事 ， 赶紧端起茶杯喝茶 ， 当作没看到 。 这时的殷主考有两个选择 ， 第一是退回银票 ， 大义凛然地将周介孚和下人报官（地方官就坐在对面）；第二是找台阶下 ， 收下银子帮忙办事 。 他看看银票 ， 咽了口水 ， 装进口袋后若无其事地继续和客人闲谈 。 这件科场行贿案原本就此便可以结束了 。 周家的下人见银票送进去后 ， 船里的老爷都不给张收条或者回个话什么的 ， 着急了 。 等了好久后 ， 他竟然在岸边大喊：“老爷拿了银子 ， 怎么也该给个话或者收条 ， 小人好回绍兴交差！”他还以为科场行贿像在早市买菜一样 ， 一手交钱一手交货 ， 还要发票呢！船上的人见这个人的话越讲越难听 ， 出面阻止他大喊大叫 。 越不让叫 ， 周家下人叫得越厉害 ， 骂殷主考拿了银子不办事 ， 引得岸边百姓围观 。 这下 ， 殷主考恼羞成怒 ， 苏州地方官的脸都挂不住了 ， 严肃地走出来 ， 下令将周家下人缉拿 。 殷主考还拿出周介孚的来信和银票 ， 交给苏州府衙查办 。 周介孚行贿乡试主考 ， 人证物证俱在 ， 而且是被抓了现行 。 案子很快就做成了铁案 ， 层层上报 。 下面是科举舞弊司空见惯 ， 最上面的光绪皇帝却不知道 。 他还以为科举是为帝国选才的根本制度 ， 神圣而纯洁 ， 一见竟39然有官员公然行贿 ， 龙颜大怒 ， 将周介孚从严处理 。 周介孚被判了个“斩监候” ， 相关考生革除功名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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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介孚这个周介孚是科场高手 ， 曾高中一甲进士 ， 钦点翰林院庶吉士 ， 做了三年京官 。 其后当了三年江西金溪知县 ， 因脾气太差大骂江西巡抚而被弹劾免职 。 此后受好友李慈铭指点 ， 卖田捐官 ， 补了内阁中书一职 ， 长期在京为官 。 光绪皇帝钦定他斩监候 ， 周家发动周介孚的科举旧交、京官同僚 ， 又卖了家族的良田和店铺 ， 疏通上下环节 。 他的案子由浙江省负责 ， 时任浙江按察使是赵舒翘 。 所谓的“斩监候”类似于死刑缓期执行 ， 要等到“秋后处决” 。 赵舒翘觉得周介孚的运气太背了 ， 大家舞弊都没事 ， 就他被摊上了 ， 对他很同情 ， 加上各种各样的招呼 ， 就把周介孚的死刑给押了下来 ， 秋后并未处决 。 周介孚保住了一命 ， 杀也不是放也不行 ， 在杭州的监狱里呆了八年 。 闹八国联军时 ， 京城监狱中犯人纷纷逃离监狱 ， 事后又自动回来归案 。 刑部因此奏请赦免所有犯人 ， 得到慈禧的批准 。 刑部尚书薛允升援引此例 ， 将远在杭州的周介孚也列入赦免名单 ， 得到慈禧同意释放 。 薛尚书是周介孚的同年进士 ， 很同情周介孚在科举舞弊相当普遍的情况下获罪 ， 就稀里糊涂地把周介孚释放了 。 周介孚回家闲居了三年后 ， 死了 。 他是一个规范的封建士大夫 ， 但科场行贿给读书人丢了脸 ， 江南读书人都不愿意提起 。 一旦提起 ， 就可能被人举一反三 ， 牵涉出更多的类似案件来 。 所以这件案子很快被刻意淡忘了 。 半个多世纪后 ， 此案才重新进入了人们的视野 。 因为案犯周介孚的孙子大紫大红了 。 他就是鲁迅 。 爷爷入狱让周家家道中落 ， 很多鲁迅研究者认为 ， 如果没有此案 ， 鲁迅继续生活在安逸奢华的家族中就不会成为本阶级的“叛徒” ， 中国现代文学也就少了一个领军人物 。 而周介孚拜托殷主考关照的长子在案发后 ， 被朝廷革去秀才功名 。 年轻人本来身体就弱 ， 受案子一吓第二年就一命呜呼了 。 周介孚死去的这个长子就是鲁迅的父亲周伯宜 。 整个案子背后最值得挖掘的是：为什么科场行贿司空见惯 ， 让读书人和官员都对因此被抓的人表示同情？任何行贿都有腐败官员的责任 。 如果官员不需要钱 ， 行贿案就不会发生 。 殷主考如果不是因为周家的下人不通人情、乱喊乱叫 ， 也不会把他和老相识周介孚报官 。 他是看中周介孚送来的钱了 ， 他需要这笔钱 。 主考官都是京官充任的 ， 一般都是翰林院等冷衙门中的官员外放地方乡试主考 。 科举被京官看作是捞钱致富的重要门路 。 这也是为什么科场舞弊案层出不穷 ， 大家见怪不怪的原因 。 京官们实在太穷了 ， 太需要利用外放赚钱养家糊口了 。 咸丰二年（公元1852年） ， 中兴名臣曾国藩出任江西乡试正考官 ， 赴任途中接到了母亲病逝的讣闻 ， 竟然没钱回家奔丧 。 曾国藩当时42岁 ， 历任朝廷各部侍郎 ， 依然穷得叮当响 。 出京前 ， 北京家里已经一个铜板都没有了 ， 全靠友人资助勉强支撑 。 江西官员和各地朋友凑了一千两份儿钱才解了他的燃眉之急 。 久旱逢甘霖 ， 曾国藩赶紧拿出三百两托人捎回京城还债 ， 又拿出二百多两送到省城还债 ， 拿着剩下不到四百两银子回家给母亲操办丧事 。 朝廷的在京官员高高在上 ， 怎么会过这样的苦日子呢？难以置信 。 试举一个中级官员、七品的翰林院编修的收支情况 。 翰林院编修可是无数读书人梦想的岗位 ， 一年的俸禄是45两俸禄再加几斤禄米 。 京城消费成本高 ， 这样的收入根本就不能支持一个七品官体面的生活 。 明清两代俸禄奇低 ， 有京官写曲抱怨说：“淡饭儿才一饱 ， 破被儿将一觉 ， 奈有个枕边人却把家常道 。 道只道 ， 非唠叨 ， 你清俸无多用度饶 ， 房主的租银促早 ， 家人的工钱怪少 ， 这一只空锅儿等米淘 ， 那一座冷炉儿待炭烧 ， 且莫管小儿索食傍门号 ， 眼看这哑巴牲口无麸草 ， 况明朝几家分子 ， 典当没分毫 。 ”一句“一只空锅等米淘”说出了多少京官的心酸 ， 他们每月月底发愁房租 ， 店铺里赊了许多账却又不得不经常应酬随份子 ， 为此不知多少官员低头遮脸跑当铺 。 明清时期 ， 许多京官外放外地的知府、藩臬甚至巡抚 ， 第一件事情就是筹钱去当铺赎出家当 。 京官的支出有多少呢？第一笔支出是生活消费 ， 包括正常的吃穿住行 。 北京本地的官员还好 ， 如果是外地来京为官的 ， 怎么也得租个像样的房子住 ， 怎么也得养一两个佣人 。 那每个月起码要二三两银子 ， 大半的月薪就没有 。 这还不算吃饭、穿衣、坐轿的钱 。 第二笔支出是家庭支出 ， 父母需要供养、弟弟需要资助、老婆要买胭脂、儿子要上私塾 ， 处处都得花钱 。 一个家族出一个在北京当官的人不容易啊 ， 亲戚们都指望着他接济呢 。 如果再纳几房小妾 ， 每个月剩余的那一小半收入不管怎么掰成两半儿花都是不够的 。 第三笔支出是应酬支出 。 官场讲的就是人脉 ， 不去衙门坐班没关系 ， 不去应酬却是万万不能的 。 你不应哪部分人的约 ， 你就被排除在哪个圈子之外了 。 随着人脉越来越广 ， 应酬也越来越多 。 这些应酬可都是自掏腰包的 。 即使快成乞丐了 ， 朋友、同僚有难或者邀请 ， 再困难也不能落他人之后 。 有人说 ， 哪个当官的靠俸禄生活？他们有工资外收入 ， 有灰色收入 。 但是工资外收入也好 ， 灰色收入也好 ， 是和你掌握的实权联系在一起的 。 中级官员的实权有限 ， 而翰林院编修更没有一丁点实权 ， 实际收入还比不上一些经手琐事、管手续后勤的胥吏呢 。 一方面是僧多粥少、竞争激烈 ， 另一方面是待遇低微、生活艰难 。 要平步青云 ， 要熬出头 ， 自古都是要付出代价的 。 如果说有外快 ， 也就是业余兼职打工赚辛苦钱 。 民国大总统徐世昌就做过晚清的翰林院编修 。 徐世昌家境普通 ， 科举费用还是妻家资助的 ， 好在他教过私塾 ， 以翰林编修之尊“重操旧业” ， 在北京城里给达官贵人当家庭教师 ， 补贴家用 。 老母和妻儿则长期留在河南老家 ， 没钱接到北京来团聚 。 徐世昌就这样一个人在北京苦苦熬了10年 。 多数京官的情况和徐世昌相似 ， 一些年纪大的连到有钱人家当家庭教师的工作机会都得不到 。 京官普遍有的一项收入是“打秋风” 。 “法定”的打秋风收入在夏天有“冰敬” ， 冬天有“炭敬” ， 过年过节的时候还会有零散收入 ， 都是下属衙门和地方官府“孝敬”的 。 如果运气好 ， 交际面足够广 ， 地方官员来京都会拉你去赴宴 。 大快朵颐之余 ， 京官们少不了拿点土特产和红包 。 另外 ， 商业发达的地区在京城里建有会馆 ， 比如湖广会馆、绍兴会馆等等 。 会馆由商人修建并运转 ， 却和商业关系不大 。 会馆主要目的是为本地举子和单身官员提供免费食宿 ， 也任由囊中羞涩的京官来蹭吃蹭喝 。 穷京官可以解决部分应酬压力 ， 讨得回乡的盘缠 ， 想发财是不可能的 。 剩下的就是等着外放或者主持乡试的时候 ， 贪赃舞弊 ， 狠赚一笔 ， 改善财政窘境了 。 许多京官四五十岁了 ， 比如曾国藩、徐世昌 ， 还在北京四九城里过着既要体面（当官的必需）又缺钱少粮（客观情况使然）的窘迫生活 ， 做着升官掌权、封疆治国的美梦 。 绝大多数人不像曾、徐那么幸运 ， 做了一辈子梦也没能美梦成真 。 日后因为签订《南京条约》而名声在外的伊里布 ， 当年在云南当中等品级的地方官 ， 去求见抚台大人 。 没名没钱 ， 他只好在抚台衙门外面的厢房里候着 ， 等了好几天也没人搭理他 。 伊里布倒没闲着 ， 把厢房屋顶上掾木的长短和多少都记得清清楚楚 。 若干年后 ， 伊里布风风光光回到昆明 ， 主政云南 ， 上任初又见衙门口的厢房 ， 不禁感慨万分 。 周介孚最有名的朋友是学问家李慈铭 。 科场案发生后 ， 李慈铭曾为周介孚疏通 。 李慈铭也是进士出身的京官 ， 也是绍兴人 ， 也喜欢骂人 。 他常常和周介孚一起在京城里骂人 ， 骂官场陋习 ， 骂俸禄太少 。 除了骂人 ， 李慈铭就写书信、日记 ， 喋喋不休地诉说生活的困窘 。 李慈铭的财政情况比周介孚要好很多 ， 他有户部江南司郎中的实职 ， 享受着户部的灰色收入 。 即便如此 ， 即便李慈铭并不是太会交际的人 ， 他每年支付给各个酒店的饭钱也达到一百六十两 。 清朝末期 ， 北京饭馆一顿上等酒席的价格不过二三两银子 。 照此算来 ， 李慈铭平均五天要自掏腰包应酬一次 。 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 ， 李慈铭应酬的资金达到顶峰：六百八十一两八钱 。 而在光绪初年 ， 李慈铭的亲弟弟在老家去世 。 李慈铭大为悲痛 ， 他认为弟弟是“饥寒而死”的 。 自己这个哥哥当官后累计才寄给弟弟不到十两银子 ， 连自己一年在京城的“酒食声色之费”的零头都不到 。 不是他不想接济弟弟 ， 而是实在手头拮据 ， 拿不出再多的钱了 。 李慈铭免不了又一次骂娘 ， 骂官场 ， 骂自己 。 【摘自：《给历史把脉之大案人心》张程/著中国画报出版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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